本期要目

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为何牵、如何引、以何调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

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

☞编者按：本期摘编专家学者关于专业调整的文章，以飨读者。

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为何牵、如何引、以何调

王传毅，许钰羚

摘要：学科发展往往遵循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然而，学术自治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市场调节的功利性与短视性，会对基础学科、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发展造成调节机制失灵的现象。这正是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必要性所在。国家应明晰权责范围，扮演“战略引领者”“规则设置者”和“运行纠偏者”三种角色。每一种角色均可采用混合的政策工具，通过赋予学科制度化地位、布局建制化组织以及提供倾斜性的资源支持，牵引学科布局调整，全面促进学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家引导；学科调整；政策工具。

一、引言

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是特定学术领域内知识的分类体系，是教学和科研统一在基层学术组织的联合体。传统上，学科发展被视为学术自治的领地，其产生与分化由知识的积累与演化所驱动；而学术自治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这是因为，只有具备深厚学科知识的学术共同体才具备评价知识边界前移的判断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逐渐介入到了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学术资本主义的浪潮不断冲击着学术共同体以专业知识所构筑的堡垒。应需而生的制度化领域和因需而减的传统学科更迭交替。学术与市场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拉扯着资源的投入，左右着学科的发展。

然而，学科布局调整由谁决定，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2020年教育部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指出：“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建立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分类发展新机制，按照单位自主调、市场调节调、国家引导调的思路，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健全退出机制。”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学科建设不仅受到学术逻辑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国家引导对其发展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认为，国家引导是高等教育治理的关键力量，国家介入学科调整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牵引作用。然而，有三个问题亟待厘清。首先是“为何牵”：政府比自治的学术更能判断知识演进的方向吗？政府比市场更能敏锐地感知变化的需求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政府角色与学术和市场这两股力量的关系是什么？国家引导的必要性何在？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引”：如果国家牵引是必要的，那么牵引机制是什么？与之相关联的问题是“如何调”的落地机制：国家采用何种政策工具牵引学科布局调整，这些政策工具又分别发挥何种功能？

本文将聚焦于国家牵引的学科布局调整机制，从学术与市场调节功能的机制分析出发，探讨国家牵引学科调整的必要性，以及国家引导在这一组三角关系中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政策分析框架，以考察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实现路径。

二、为何牵：弥补学术与市场调整的双重失灵

（一）学术自治的保守与封闭

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是高深学问最久远的治理传统。它是指学者行会基于专门知识，管理自身的事务，形成一个自我治理的组织。具体至学科布局调整领域，学术自治是指，一个学科的成果能否发表、学科是否取得制度化地位（例如进入各类以“学科”命名的目录）、是否具备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的条件，以及是否应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等系列问题，应当都由具备相应学科高深知识的学者行会或共同体来决定。

诚然，学科发展是建立在知识体系的创建、成熟和分化的基础之上，作为知识“守门人”的学者，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之前，知识的产生与分类活动往往由具有特定专长的个体所主导，例如以雄辩和广博的知识而著称的先知和哲人。在早期古希腊社会中，哲学与自然科学高度关联，由亚里士多德等建立起来的哲学学科，本身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然而随着大学的诞生，个体化的知识逐渐被系统化的学术机构所取代，学科发展的主导权也由个人转移到了学术共同体手中。学术共同体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不断拓宽知识的边界，在未知世界中探索出一块块领地，形成一个个学科。“中世纪欧洲大学有四个系，即宗教系、医学系、法学系和哲学系”，直到18世纪，这一学科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宗教系随着宗教势力的衰退而逐渐式微。医学系和法学系与职业紧密关联，走向高度的专业化。而哲学系则分化出一系列更具体的学科——首先是物理学，此后随着物理学知识的积累与成熟，又分化出化学、生物等学科。化学学科起源于早期的炼金术，而在中世纪时期，炼金术最初被置于物理学的门类之下，被视为物理学中一门次要的、技艺的分支，是一门“应用科学”，以自然哲学提供的普遍原理为基础。尽管归属于物理学名下，但中世纪的炼金术远非一门正式的学科，在大学中既没有“炼金术系”，更没有与之相关的专业课程。在当时，炼金术往往栖身于修道院的场所，炼金活动则更具有宗教或者皇室色彩，而远非一项“学术活动”。随着炼金术的技术和工业潜能被广泛认知，与之相关的知识体系被进一步挖掘，“化学”（chemistry）这一专有名词开始出现，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当时的大学中，自此化学学科才开始逐渐脱离炼金术的原始形态，形成了更为系统的科学体系。

社会科学则产生于近现代西方几次重要的思想运动和政治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整个社会逐渐摆脱蒙昧和迷信的束缚，开始追求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观，将社会科学这门学科推至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中。在这一时期，启蒙运动对于“自然”和“理性”的反思与讨论也开始更加系统地迁移至“人”的问题，这门关于“人”的独立学科开始成形。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孔德提出了“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并试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改造社会。社会科学逐渐不再被视为哲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开始拥有独立的期刊与读物，不断走向系统化与建制化。

然而，学术自治的学科发展逻辑并非黄金法则，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的影响也并不总是富有创造性和支持性的。学术共同体是一个集保守与创新于一体的组织。这一组织在不断开疆拓土、建立起一个个新的学科的同时，也可能趋于保守地筑牢既有的学科壁垒，对“另立门户之学科”和“颠覆体系之学科”带有偏见和漠视，甚至压制其发展。

当化学学科从物理学科中独立出来后，由于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别于当时的“显学”——物理学科，其地位和权威性曾一度不受到认可。在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之初，许多化学现象无法用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来解释。例如，原子的概念直到19世纪末才被广泛接受，而在此之前，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等物理学家对该理论发表了大量质疑，甚至认为解释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没有什么意义。许多化学反应被视为“神秘”的过程。这使得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化学是一种缺乏严谨性的“黑魔法”。甚至康德在1786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明确指出，化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无法通过数学化的方式展开，难以达到如物理学研究一样的精确性和系统性，并且不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因此化学永远不能像力学物理那样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同样，在一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理论被提出之初，尤其是那些对主流理论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学说，最开始也可能受到质疑甚至抵制。库恩的科学史观察表明，当意料之外的新事实和学说出现之时，很容易遭到学术共同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员的抵制与否定。哥白尼的日心说、罗巴契夫斯基几何等就是典型案例，在理论问世之初饱受争议（打压），最终经历了重重坎坷才为大众所接受。这种学科的“傲慢与偏见”并非个例，而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在自主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局限性。

（二）市场调节的功利与短视

市场调节是指行业企业对高等教育系统产生的需求，会通过供给侧更多的资源投入和需求侧更多的岗位设置，带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变化。学术资本主义正是对市场需求带动高校在科学研究领域发生结构性变化现象的高度概括。具体至学科布局调整领域，市场调节是指行业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通过资源投入和人才聘用等方式，对不同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的过程。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市场对于学科发展的影响是迅速而猛烈的。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特别是在每一次工业和科技革命发生之际，学科布局都会在市场需求的变化下发生显著的转向。在16—19世纪的西方世界，近代自然科学相关的理工学科课程占比不到40%，数学、历史、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在当时占据上风；直到19世纪后期，受到工业革命的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增设各类能够适应工商业发展需求的课程和学科，例如化工、造船等。20世纪末，学术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学术活动越来越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知识生产和学术成果趋向于市场化和商品化。大学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高校的学科设置和研究方向均与市场需求的走向紧密连接。需求会带来资源，资源会支持学科发展；需求密集之地，就是学科布局增长之极。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科学开始在美国蓬勃发展，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为抢占信息科技之高地、培养信息科技类人才，美国各高校开始改变原有的学科比重格局，一些学科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美国教育统计年鉴》（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1970年—2000年美国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专业硕博士学位授予数由1716迅速增长至15041，增长了约7.77倍。一项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学科结构变化情况的比较研究显示，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硕士研究生学科结构以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律等学科为主导，并在该时期出现了显著上升的趋势，例如1995年—2012年英国社会科学、商业与法律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数占所有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数的比例从39.19%增加到48.96%，为增幅最大的一类学科；而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硕士研究生学科结构仍以工程、制造和建筑类为主。这反映了各国学科布局深受国内产业结构变化和需求的影响——发达国家中的先发国家（如英、美、德）早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工业化，工程学科的发展已趋于稳定，产业结构的重心逐步转向第三产业，与服务行业相关的学科逐渐扩大规模；而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当时仍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工程类学科所占比重仍在持续上升。

尽管市场的力量促进了高校学科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对接，有利于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衔接，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却并非无所不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等问题的存在，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现象。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在其固有的逐利性的驱动下，往往会急功近利地将资源倾注于那些热门且利益丰厚的领域中，以期获得快速的回报。一个直接的表征就是大学对于开设应用性强、技术性高、市场需求大的专业趋之若鹜，而忽视了基础学科和人文教育专业的发展。例如，2015年日本出现了对人文社科专业大范围关停并转的现象，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面向国立大学下发了《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重议的通知》，要求各校在制定第三期中期目标时，要在“重新定义自身使命”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改革，并强调“特别是教师培养类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院，要废除相关组织或积极尝试向社会需求较高的领域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而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敦煌学等本身极具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的冷门绝学，由于缺乏短期回报和直接经济利益，生存发展维系艰难。2014年引起社会广泛热议的事件——古生物专业学生薛逸凡“一个人的毕业照”，正是这一问题的生动写照。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调节的短视性，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模式容易偏离宏观目标，各行为主体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决策，难以为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全球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受其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实上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时英国的科学家数量在4.5万人到6万人之间，而到1950年，对科学家数量的最低需求预计为7万人，到1955年则可能达到9万人。单靠市场力量已经无法填补这一巨大的供需缺口，于是战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发布了著名的《帕西报告》和《巴洛报告》，政府开始介入学科结构调整，加强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维护社会长远宏观利益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样，从美国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趋势看，由市场驱动的学科建设倾向于将资源倾注于那些短期能够见效的专业，典型者如商学，几十年来增长趋势迅猛；而对于生物与农学专业而言，除了学科自身的特点外，这类专业见效慢、发展周期长也是其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因为市场不会“青睐”这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学科。例如，1970年—2019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数在近50年里的相对增长率高达28.5%，而生物和生物医学、农业与自然资源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数的相对增长率分别仅有2.08%和0.81%。

（三）学术与市场的相互排斥

如果学术自治的保守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来规避，市场需求的短视能够通过学术共同体的“预见”来弥补，那么学术与市场就能够愉快地携手共进，带来学科布局的优化和建设效能的提升。然而，二者之间天然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间隙。

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对市场需求刻意无视，甚至蔑视。早在1000年前现代大学模式在美国扎根之时，经济社会发展对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就对高校学科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各高等教育机构在学科设置上展开了革旧鼎新的变革，新闻学、商学等更符合时代需求的学科相继出现在各大高校的学科建制中——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新闻学院，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除了在前两年接受基本的学术训练之外，还需要在高年级阶段选修“新闻实践”“新闻兴趣心理学”“新闻报道”等更侧重于专业化和实践化的专业课；芝加哥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本科教育阶段的商学院，而哈佛大学开设了著名的工商管理学院及其研究生院。对于这些相继涌现的新兴学科，弗莱克斯纳在其《现代大学论》中进行了批评。他认为高校没有将“真正的文化”和“浅薄的东西”区分开来，使得本该展示学术优势的机构沦为“卖药贩子的水平”；他将这类学科设置讽称为“服务性”活动，即盲目地迎合并服务于社会、市场的喜好；他认为这类学科不仅是“良好通识教育的糟糕的替代品”，而且对于学生未来的求职也毫无意义，并不符合一个专业的标准。为此，弗莱克斯纳高声疾呼：“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迎合什么。大学应当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欲望。”

另一方面，行业企业对学术需求也置若罔闻。从科研经费的角度来看，20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基础研究科研经费一直以联邦政府投入为主，1998年美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结构中，联邦政府投入202亿美元，占总研究经费的53.4%，产业界投入仅占29.8%；而英国的产业界对基础研究的关注度甚至更低，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为主，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只占企业总科研投入的5%。我国也呈现类似的情况，2023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投入为33357.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为2259.1亿元，在R&D总经费中的占比为6.77%，且其中超过90%来自中央财政。市场的红利不仅难以惠及基础学科，特别是对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学科，还可能会做出负面的评价和判断。

综上所述，在学科调整机制中，学术机制的失灵并不能交给市场来解决，因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短视性，并不能重视和解决面向长远未来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问题；而市场机制的失灵也不能完全交给学术来解决，不仅因为学术共同体也具有保守性，难以有效支持话语体系之外的学科发展，还因为市场力量所驱动的历史车轮多次碾压过学术自治的理想。因此，迫切需要第三种力量，构建起有效治理的框架，不仅能够牵引学术和市场发挥各自的优势，更能够弥补学术和市场双重失灵所带来的弊端。

三、如何引：国家在学科布局调整中的角色分析

孟德斯鸠曾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有效处理国家、市场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因此，如何划分国家、学术和市场三者之间的界限，如何有效确立国家在学科布局调整中的角色，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和学术的治理优势，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政府之于市场：引领、补充和保障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在历史演进中跌宕起伏，虽无定论，但有基本共识。在西方早期重商主义时代，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国家深度干预经济发展，通过保护关税的政策维护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和新兴工业阶级的崛起，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格局被打破，并逐步确立了以市场调节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的制度。国家的职能主要在于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的规划建设。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冲击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倡导国家权力应当介入经济发展，例如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加就业、带动需求，通过国家干预整顿自由放任论下无序的市场。国家在其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及其权力范围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和拓展。而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失效，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而来，市场自由和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呼声持续高涨。政府对市场趋势的预测能力有限，因此应当不干涉市场运作，为市场发展留出更大的空间。国家的作用主要在于为市场作用的积极发挥提供制度框架。具体至教育领域，以“教育券”为代表的改革举措虽倡导国家不应直接干预教育，但条件保障和制度框架的设立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看，国家对于教育的支持和保障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应当在教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1845年，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就提出“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综上，国家扮演的角色应当定位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教育发展的规划和保障，二是对市场机制积极作用之发挥的保障，三是市场机制缺位时的补充。只是在不同的理论流派下，国家在其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具有不同的形态。

（二）政治之于学术：尊重、引导和问责

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来看，学术共同体虽然总是强调“学术自治”的合理性，试图打造学术自主治理的独立王国，但政府力量的介入不仅具有合理性，更具合法性。指导高等教育的“知识论”哲学，将崇尚价值中立的学术自由作为高深知识传承与探索的黄金法则，将学术自治视为保障高深知识传承与探索的制度设计。在此前提下，政府作为专业领域之外的主体应当尊重学术自治及其治理成果。而“政治论”哲学则展现了另一个视角，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传达的教育观就是一种指向个人与国家统一的“公民教育”，“教育与培养”是实现正义国家这一目标的最关键工具。在柏拉图看来，公民教育首先是要成全每个人的天性，即个人根据自己的天性做适合自己的事情，“全体公民无例外的，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当举国上下各司其职，共同为城邦的整体福祉而奋斗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对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予以批判继承，他认为好的教育能够逐步造就更好的社会，而这种更好的社会又能进一步地改进教育，如此循环进步以至无穷]。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国家与大学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除了所有其它力量之外，两次巨大的冲击铸成了美国现代大学体系，并使该体系独具特色。这两次冲击都来源于大学的外部，主要是来自联邦政府。这两次冲击都是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与政治实体的兴衰密切相关，来自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能够促进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学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一个主要工具”，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适应国家的发展也应当成为大学立足之根基，国家必须介入到教育的治理之中。正因为教育本身所具备的这种社会属性与社会职能，国家对教育的需求也成为教育系统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向。

此外，国家权力介入的必要性也源于“资金的合法权力”这一信念。“它是一条金科玉律，即谁有钱谁统治。如果高等教育是私人的事，那么国家的影响可能会被剥夺；但如果高等教育是一件公共事业，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那么政府不能不拥有某些决定权。”因此，纵观学术权力分配的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政府力量日趋增强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化的重要趋势。在日本，即使是对于私立院校的教学质量保障，政府有时也扮演兜底补位的角色。以资源引导为特征的项目制和以绩效考核为方式的问责制是政府最为重要的治理方式，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既渗透性地嵌入和影响学术治理的方向，又强制性地打开学术治理的“黑箱”，自外而内地审视和考察学术部落的生产运作。

（三）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三种角色

综上，政府应当扮演好以下三种角色，对学科专业调整发挥有力的牵引作用：

一是作为“战略引领者”，着眼于教育强国建设，瞄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前瞻性地实施具有引领性和支撑性的学科布局，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战略规划是一种目标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有助于提前研判和预见国家战略之所需，牵引学科调整应国家战略之所急，为学科这一连接教学与科研的基层组织成为不同类型创新的策源地和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作为“规则设置者”，通过提供适宜的制度框架，明晰政府、市场和学术在学科调整中的权责范围和治理方式，为市场机制和学术机制在学科调整中作用的有效发挥留出空间、提供保障。理想状态下，国家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市场机制和学术机制在学科调整中不同的作用范围：适宜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例如应用学科的优化调整，应当尽可能倾听市场的声音；只能交由学术共同体把关的，例如学科发展的方向、交叉融合的趋势，应当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的决策。

三是作为“运行纠偏者”，国家应当在市场机制和学术机制失灵之时，启动纠偏机制，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市场机制对基础学科，特别是冷门绝学发展的忽视，学术机制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可能的歧视，都应当是国家关注的重点。没有国家的保障，关乎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国防科工领域难以代际有人；没有政府的支持，关乎国家原始创新力的新兴领域、交叉方向难以迅速成长。因此，在内部治理和外部问责之间，在全面发展和倾斜支持之间，政府应当有清晰的定位与明确的举措。

上述三种角色之间相互关联，但每种角色的立足点有所不同。其中，“战略引领者”立足于国家在长期、宏观的战略目标上的关键引领位置，依赖于政府对国家未来需求的预测和对全球发展趋势的洞察，以弥补市场所具有的短视性；而“规则设置者”的立足点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和学术的积极性，更强调将宏观的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可执行的政策与制度框架，保证国家、市场与学术三方在此框架中能够各司其职、行稳致远；“运行纠偏者”则立足于纠正市场和学术固有的局限性，针对市场机制和学术机制在整体制度框架中的失灵问题，进行及时“纠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保障学术与市场在学科布局调整中的作用发挥尤为重要，国家应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基于高深知识进行决策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行业企业需求引导的调控作用。“看得见的手”要引领、要纠偏，但更要保障学科布局调整中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四、以何调：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政策工具

学科布局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内涵既包括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组织建制，也包括资源在不同学科的配置方式。以国内的政策实践为案例，学科布局调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科“有没有”的问题，即学科制度化地位的获得，体现为学科是否在国家发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上取得“一席之地”，其对应的政策为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及其调整管理办法；第二个层次是学科“多不多”的问题，即学科建制化组织的扩张与升级，体现为学科以不同层次学位授权点的组织形态在不同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布局规模，其对应的政策是国家实施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学科资源配置“充分不充分”的问题，体现为学科所获得的各类资源支持，其中重点学科建设政策，如“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学科建设政策，为典型案例。

每一个层次的学科布局调整，都需要国家在其中以“战略引领者”“规则设置者”“运行纠偏者”三种角色综合施策，充分发挥学术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一）以学科专业目录牵引学科布局调整

学科专业目录制度是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基本制度之一。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能否在国家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有一席之地，是学科地位的重要体现。从全球范围来看，学科专业目录制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统计性目录，即国家统计各院校的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对比项目名称、参考人才培养方案的相近性，将开设院校达到一定数量的培养项目进行统计，并由相关部门发布，从而指导院校人才培养项目的开设。目录中的学科不与资源绑定，同时院校仅参考学科专业目录名称来设置培养项目，目录对院校学科专业设置不具有强制规定性。第二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规范性目录，即学科专业目录由国家委托相关专家组织论证后，通过政府审批形成，院校必须按照政府审批发布后的学科专业目录来开展学科建设、设置人才培养项目。第三种是以法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混合型目录，多为统计性目录和规范性目录的混合体，在学科大类上由国家制定，但具体的学科小类交给院校自主确定。

严格来说，中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并非完全的规范性目录，而是多种类型目录的混合体。依据2021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包括四个部分：一是由国家委托专家组织论证后审批发布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目录，对院校开展学科建设、设置学位点、开展学位授予具有规范性作用，学校必须以该目录上的学科为口径开展相应工作；二是由国家委托专家组织论证，但由专业组织（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发布的二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领域目录，对学校在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之下设置二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领域有指导性作用；三是由国家统计发布的各院校自设的二级学科和按照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目录，由院校结合学科优势与特色以及对未来学科发展方向的判断自主设置，国家仅统计发布；四是由国家委托专家论证并征集相关部门、行业等的意见后形成的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引导院校设置。

从战略引领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牵引机制的实施主体上，增设由战略科学家组成的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从服务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设置和调整提供建议，为未来的学科专业发展作出规划设计；二是在牵引机制的实施方式上，更加强调问题导向，支撑国家高精尖缺领域发展，新增急需学科专业清单，配套专项计划、资源和政策支持，引导院校“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实现有组织科研与有组织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三是在牵引机制的实施载体上，加强对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新设集成电路工程与技术、国家安全学以及智能科学与技术等学科，设置服务“中国之治”的学科专业，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从规则设置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起规范性、引导性、统计性相结合的学科专业目录体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科专业目录均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为院校结合学术优势和市场需求开展学科专业调整留下制度空间；二是设置专门组织，为学术共同体和行业企业发声，聘请学术共同体中学术造诣深厚的学者建立学科评议组对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立进行指导和把关，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聘任行业企业资深专家，加入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为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设置、调整提供建议和审核；三是设置专门制度，为高校发挥学术自主权和企业反馈用人需求提供支撑，建立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制度，对若干学科整体水平高、综合办学实力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和社会声誉的研究型大学放权自设一级学科，视学科体系成熟程度、人才培养体系完备程度以及社会需求程度等纳入学科专业目录，赋予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产业协会等可提出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申请的权利，强化行业产业协同，支持行业产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从运行纠偏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扶持基础学科的发展，将古文字学等冷门绝学纳入国家急需学科发展引导清单，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加强对冷门绝学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强交叉学科建设，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重点支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交叉学科建设；三是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单列空间，赋权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自设一级学科和一级交叉学科，赋权所有学位授予单位自设二级学科和按照二级学科管理的交叉学科，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开辟通道。

（二）以学位授权审核牵引学科布局调整

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是国家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又一项基本制度，直接影响学科专业在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规模和结构。依据《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学位授权审核是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依据法定职权批准可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含专业学位类别）的审批行为。

从战略引领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调控，前瞻性地支持国家战略急需学科方向的发展。其布局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委托设置的方式，前瞻性地布局国家急需学科专业，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重大需求组织开展试点设置工作，在充分征集相关专家组织、学位授予单位和行业企业组织的意见后，委托有建设基础、有发展能力的学位授予单位设置相关学位点，如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通过委托设置的方式，在全国委托部分高校设置“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学位点；二是通过倾斜支持的方式，在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中，对于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对保障国家安全具有特殊意义或属于填补全国学科领域空白的新增单位和新增学位点，适度放宽申请基本条件，拥有国家重大科研平台、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拥有国际一流水平师资队伍的普通高校可不受年限限制直接申请；三是通过布局急需人才培养专项，超常规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相关新兴领域、交叉方向提供组织建制的支撑。

从规则设置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定向赋权方式，充分发挥学术和市场两方面力量建设学位点的积极性。一是向代表学术和市场两方面力量的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教指委放权，赋予两大专家组织对学位点增设与否的评价权和建议权；二是向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研究型大学放权，通过自主审核制度允许部分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的积极性，自主审核学位授权点，每年以一定比例对校内学位点布局结构进行调整；三是向省级学位委员会放权，省级学位委员会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确定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授予单位比例，制定本地区新增学位授予单位规划，确定立项建设单位，按照立项、建设、评估、验收的程序分批安排建设。同时，充分尊重省级学位委员会对本地区硕士学位点的布局意见，对省级学位委员会推荐的符合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的单位，经核查且无重大异议，可不进行评议并直接确定为拟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从运行纠偏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依据国家需求，通过重点支持和严格把关两种方式，动态调整学位点的规模结构。为支持基础学科的发展，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中，基础学科学位点申报通过率显著超过学位点申报通过率的平均水平。2024年学位授权审核中，为支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2021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新增的纪检监察学，其博士学位点申报通过率为83%，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学位点申报通过率均为45%左右。对于人才供给大于市场需求或市场需求相对萎缩的学科，严把质量关口，严把上点数量。例如，在博士学位点的申报中，有42所学校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点，仅有6所通过，通过率为14%；有22所学校申报艺术学博士学位点，仅有4所通过，通过率为18%。

（三）以重点学科建设牵引学科布局调整

重点学科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用于调整学科布局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指国家通过遴选少量学科，以倾斜资源投入、加大政策支持等多种方式，推动学科建设水平实现跃升。重点学科建设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选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启动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中，包含加强重点学科或优势学科建设的内容。2016年，党中央作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凸显重点学科的建设机制。

从战略引领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重点支持一批与国家高精尖缺领域相关的学科开展重点建设，具体表现为重点学科建设的三项行动。一是“一流学科培优行动”，瞄准国家高精尖缺领域，针对战略新兴产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治国理政新领域新方向，由具备条件的建设高校“揭榜挂帅”，开展重点建设；二是“基础学科深化建设行动”，稳定支持一批立足前沿、自由探索的基础学科，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三是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搭建交叉学科的国家级平台，通过下达试点建设任务的方式，发布学科交叉中心建设指南，围绕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等领域培育新兴交叉学科。

从规则设置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向若干高水平大学赋权，全面赋予自主设置重点建设学科、评价周期等权限，全面激发学术治理体系的活力，为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提供环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试点院校，在自定建设学科数量、自定学科建设口径以及配套政策支持上，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运行纠偏者的角色来看，国家牵引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通过政策设计，弥补学术和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支持不足、资源不够等问题。一是在评价方面，以分类评价促进不同学科分类发展，特别是通过长周期评价的方式，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空间；二是在资源支持方面，加大中央预算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重点加强主干基础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新增研究生招生计划、推免指标等，向服务重点领域的高校和学科倾斜，向培养急需人才成效显著的高校和学科倾斜，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高校和学科倾斜。综上所述，我国政府牵引学科布局调整的政策工具箱如表1所示。

五、结论

国家引导的学科调整机制是高等教育学科治理的创新形式。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角来看，学科体系的构建与演进过程中，学术自治和市场调节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学术自治与市场运作的固有逻辑，两者在学科发展调控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迫切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因此，国家应当通过牵引机制参与学科布局调整，持续优化学科结构，促进学科专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学术—市场—国家这一重要三角关系的分析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在牵引学科布局调整中的角色分析框架。国家在高等教育学科布局中所扮演的战略引领者、规则设置者和运行纠偏者角色，本质上是由其与学术共同体及市场之间的互补与协同关系所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核心职能体现在三个方面：宏观战略的引领、政策框架制定以及对运行过程的动态监管与及时纠偏。通过三个方面的职能发挥，国家能够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充分挖掘各类工具的独特优势，为学科布局提供坚实的支撑和保障。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治理策略，有利于保障学科发展既符合国家长远的战略需求，又能灵活适应知识体系的演化和市场需求的更迭。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

程光旭  李  威  桑晓鑫

摘  要：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应当立足高校、政府、市场三者的关系，推动高校遵循学科专业建设规律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充分发挥企业作为重要的需求主体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产业、行业和企业主体参与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核心活动，立足高校办学特色、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条件推动学科专业特色发展、优化布局。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企业作为重要需求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高校应当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理顺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结构和体系，以支撑高校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推动劳动者及其组合优化跃升，进而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质变。理顺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首先在于从政府、市场和高校的关系出发，深入剖析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刻认识到当前产业、行业、企业需求与学科专业结构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政府要求与学校自主在学科专业设置权力上的张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清晰的问题意识，进一步明确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路径，以推动高校学科专业的科学布局与动态调整。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调整的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对于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调整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必须直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实际需求，加大相关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力度，并及时淘汰不合时宜的陈旧专业。与此同时，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精神指导下，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也势在必行。高校应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区域资源禀赋和地区产业条件，因地制宜地设置相关学科专业，避免一拥而上、贪大求全的做法，以确保学科专业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产业形态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要求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调整中应当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积极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新能源等相关专业建设和学科点建设，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的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围绕技术成熟的产业，加大培养技术应用推广、产业开发等方面所需高技能劳动者；对于尚处于发展前沿、科技攻关关键阶段的产业，应当集中力量培养一批老中青结合的科学家梯队，持续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同时，高校应当根据近期毕业生就业状况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针对那些面临市场淘汰、不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落后产业相关专业，及时采取缩招、停招等有力措施。此外，还需积极引导相关专业明确自身人才培养的定位与特色，确保在调整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避免盲目跟风，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

面临第四次科技信息革命和生产力变革转型的机遇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校应大力培育创新型人才，努力建立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专业设置体制机制，以催生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能。为此，高校需立足自身学科专业布局，紧密结合国家战略腹地的定位，同时充分考量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科研条件等因素，着眼于推动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结构布局，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各地区高校应当立足本地区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在设置新专业时，尽量考虑促使人才培养从以学科专业为模块、基于职业分工的传统认知模式转向以学科交叉为模块、充分考虑毕业生就业应用场景的模式，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并借设置新专业的机会推动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的重构。在超常规布局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养专业人才时，重视国有企业和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在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中的作用，激发国有企业在满足战略性需求方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在校企合作中的使命，发挥有组织科研的实践育人功能，以推动各省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中企业作为人才需求主体的责任履行。

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高校与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出发，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不畅主要表现为市场层面产业、行业、企业劳动力需求与学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现状的不相适应性与政府要求和高校自主在学科专业建设权力上存在张力。

1.产业、行业、企业需求与学科专业结构的不相适应性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型过程要求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和技术结构与之相适应。而在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科专业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学科内在逻辑及学校自身需求，而非紧密贴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行业、企业的现实人才需求。受到高等教育观念、管理体制和利益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在响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革新时，存在明显的迟滞现象。在教育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新专业的设立往往未能充分进行市场调研，而是基于学校与学院的既有条件设立，或是盲目追求热门专业。这种学科专业设置的滞后性与盲目性，导致高校之间的学科专业趋同现象日益严重，专业细分化趋势逐渐增强。同时，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中，涉及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由于既有的学科专业目标、理念、体系及教学模式已在校方的利益机制下逐渐稳定，学校的运行体系已形成固有的轨迹。若要改变这一既定路径和轨迹，便意味着对现有学科专业进行改造或设立全新专业，这无疑需要投入更为显著的专业建设成本，因而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此外，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高校更偏重于专业增设申报而疏于专业撤停落实。甚至有些高校部分专业因达不到相关办学标准已被要求明令撤销或停招却不执行，而相应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疏于及时跟进督促落实。还有省份并未出台有关专业撤停实施的管理文件，也长时间未实际开展督导落实专业撤停工作。

2.政府要求与学校自主在学科专业设置权力上的张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第四章第三十三条中明确赋予了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自主权并未得到充分保障。为了解决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使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较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强化政府教育管理机构对设置专业的指导作用。但有时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使得学科专业与知识生产之间的联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进而导致学科专业的调整更多地成了应对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手段和工具。同时，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使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受到外部权力干预而丧失其内在灵活性，这可能导致不同类型高校失去原有的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造成“千校一面”的尴尬局面。总的来说，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设置管理存在的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集中体现为高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与政府行政管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政府虽然强调下放普通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的自主权，但这种下放更多的仍然是政府间权力的转移。另一方面，部分高校设置学科专业缺乏有效的自律和调控机制，一定程度上出现无序、混乱的状况。因此，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管就死”和“一放就乱”。政府如何把握好管得太“死”与放得太“宽”的度，高校又如何把握好自主设置专业与随意设置专业的度，是当前管理的突出难题。

3.专业学科建设“求大求全”与“赶热点”的同质化倾向

受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在学科专业的设置上呈现只增不减的趋势，往往缺乏对社会就业结构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分析。为了追求学科专业设置的“多”而“全”，部分高校不顾自身发展定位和办学条件的实际，盲目跟风市场热点，申报设置热门专业、新兴专业或布点通用性专业，竞相开设那些无需大量教学仪器设备、投入少、成本低、见效快的“短平快”专业，但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提升和专业建设的深度。这种短视行为导致热门专业过度饱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专业结构失衡，进而造成本科教育发展失衡和巨大的教育资源浪费。自2015年以来，全国776所（不含重复备案）高校成功备案“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本科专业，处于快速普及与高速发展阶段。一方面，这反映了大数据、人工智能作为国家重点战略产业的重大需求；另一方面，这一类专业建设的一拥而上和赶热点问题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发展必然存在矛盾。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方急需发展的专业，如基础性和艰苦行业等，却相对较少得到重视。此外，不同学校之间的相同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几乎没有区别，缺乏个性和特色。

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探索

为加快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结构，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强调，“服务国家发展”“突出优势特色”“强化协同联动”等工作原则。2024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要“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此，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改革，应当遵循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律，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有效缩短供需之间的时间差和信息差；充分发挥产业、行业、企业作为重要的需求主体在学科专业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其积极参与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基于高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条件，推动学科专业的特色发展，并优化其布局结构。

1.遵循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律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

在高校关系场域中，知识是联结的核心。学科专业与知识演化自其诞生之时便紧密相连，现代学科专业可视为知识积累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化成果。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审视，任何学科专业的出现和进步都是专业知识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的体现，这一过程离不开系统的组织管理和规范。作为专业知识体系的管理形式，学科专业的制度化对推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提升知识积累效益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专业建设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能够推动学科专业的发展，而学科专业的分化与重组则对知识生产模式的创新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学科专业的不断演进，当其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知识体系本身会面临重组、交融和创新的过程，从而超越既有的知识边界，催生新的学科领域。因此，高校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必须遵循知识内在的生成与演化规律，体现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原则，以确保学科专业的发展与知识体系的生产创新保持同步。

首先，为确保高校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办学自主权，需要进一步激发其参与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内在动力。保持高校的办学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是实现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基石。在权限划分上，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自主权应作为办学自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自主权为切入点，可以简化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复杂程序。

再者，必须确立学术权力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强化学术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的职能，优化学校二级学院学术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的机制构建。学科专业的知识属性，决定了其动态调整过程本质上属于学术活动，必须以尊重知识演进的客观规律为基石。在高校进行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时，需进一步界定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完善学术委员会与学位委员会的机制建设，以确保学术权力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过程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最后，完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的规则体系，以提高学科专业领域内教师的参与度和话语权，进而体现学术发展的战略前沿和需求。如果将学科专业动态调整视为一项学术活动，那么其规则体系就应当按照学术的内在逻辑来制定和实施。学科专业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研究领域和方向的调整，这种调整可能影响到知识生产的积累创新以及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因此，要优化基于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学术逻辑和学术发展为中心，真正满足知识生产创新的需要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再充分考虑人才社会需求的外在因素。

2.基于产业转型发展趋势推动产业、行业、企业作为重要需求主体参与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往传统、静态的学科发展及产业匹配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产业发展对技术创新及高层次多元化人才的需求。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既要注重学科建设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服务及贡献能力，又要紧密关注产业发展对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动态需求，进一步强化前瞻性的布局，避免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出现盲目、滞后、碎片化的现象。因此，高校需秉持前瞻性思维，通过科学预测和精准把握科技范式的演变及知识生产模式的更新，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与生态体系。同时，鉴于世界各国均在积极布局新兴科技领域及相关产业，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与优势地位，政府和高校更应立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学术前沿及国家急需领域，前瞻性地布局并建设一批急需和空白的新兴学科，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产业转型升级及区域发展的迫切要求。

首先，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研制度，进一步提升高校学科专业的适应性。鉴于高校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及学科专业设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学科专业的调整与优化是一项长期且持续的任务。无论是增设新兴学科专业，还是优化或淘汰传统学科专业，均须经过产业结构、职业岗位需求以及毕业生跟踪等多方面的系统调查与深入论证。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高校在专业设置与调整过程中应积极开展主动的市场调研，精准捕捉市场信息，增强预见性和前瞻性。要主动进行产业结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才需求、产业与专业对接情况以及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系统调查，从而推动学科专业调整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再者，利用信息技术构建高校学科专业动态监测与预警系统，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实时发布学科专业人才的招生和就业信息，以防止人才培养过度集中在某些热门专业。特别是应用型高校，应基于需求信息，及时对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和结构进行调整。然而，从人才需求形成到人才供给实现，通常需经历较长时间。因此，需提前构建基于人力资源市场的学科专业人才供需预测模型，以精准预测学科专业人才的供需匹配情况，减少动态调整的滞后性和盲目性，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就业结构性困境。

最后，利用劳动力人才市场协会的资源和优势，及时收集并统计不同产业行业对学科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信息，通过有效的对接机制将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变动紧密结合。当前，推动学科专业的科学合理调整，不仅要求高校内部精确掌握招生和就业数据，还需要深入了解与学科专业息息相关的生产实践和经济产业的发展动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基于人才市场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建设，促使其积极搜集和统计不同产业行业对学科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动信息，从而构建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变动相互对接的有效载体和平台。

3.基于高校办学特色、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条件推动学科专业特色发展、优化布局

高校要改变学科专业设置“大而全”的综合性、同质化办学思路，根本在于高校自身要从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出发，立足本校的学科办学特色，推动学科专业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国家区位战略需求、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进而实现学科专业建设的特色发展和优化布局。

首先，高校学科专业的特色发展和优化布局应当立足于现有学科专业结构基础之上。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高校已历经若干轮的结构化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各区域以原先大行政区的区划范围为基础，初步形成了综合类、师范类、民族类、外国语类、体育艺术传媒类、政法财经类、化工重工类、建筑工程交通类、电子邮电科技类、轻工纺织类、农林海洋类、医药康养类、军事军工类等各具特色、门类齐全的学科专业结构和院校结构。因此，我国学科专业的区域类型布局相对均衡充分，各区域高校应当立足完整的学科门类，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

其次，高校学科专业的特色发展和优化布局应当立足主体功能区规划，分类发展、面向需求。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我国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生活生产生存愿景，是由自身资源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从国家整个地理生态和社会发展状况出发的全局性规划，它明确了各省市的核心功能，提出了社会产业发展需求和未来差异化类型策略。因此，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机制应当立足产业结构布局、财政投资政策、土地与人口治理、环境与生态保护等各个维度，开展与其相匹配的学科专业建设。在学科专业优化调整过程中，应坚持学科专业优化调整体制机制与该区域尤其是省市层面的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政策、人口政策、民族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结合。各高校应立足自身学科专业基础，积极服务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建设与发展。

最后，各区域高校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的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和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结合，全面服务于国家区域战略发展大局。立足于国家关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布局，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导向，各区域高校应当积极推动学科专业与地方经济社会的深度耦合与协调发展。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核心职能的过程中，通过学科专业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以高素质专门化创新型劳动者及其组合的优化跃升，推动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者素养提升，努力培养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条件、区域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质人才，以积极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优化调整高校学科专业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是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核心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为加快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等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近期，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同步发布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增、撤、调共涉及3389个专业点，数量为历年最多。

服务国家战略，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支持高校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能源等战略急需和未来新兴领域布局相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此次增设24种新专业：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设置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技术等专业；聚焦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设置电子信息材料、智能视觉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专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置中国古典学等专业；聚焦服务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设置健康科学与技术、体育康养、足球运动等专业。

面向区域发展，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省结合本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构建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联动发展机制，打造一批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社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集群。强化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引导高校增设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力争到2025年优化调整20%左右专业布点。强化分类发展，引导广大高校结合办学定位和特色，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简单跟风，构建适应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专业生态体系，在不同赛道上争创一流。

立足提高质量，加强教学核心要素建设。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就是提高质量、强化特色。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归根结底要落实在建设质量上。近年来，教育部组织开展了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共认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761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1439个，对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示范性、带动性作用。要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重构教学内容、重塑课程体系、抓好教材建设、推进数字教育，全面夯实教育教学“新基建”，完善专业建设质量保障机制，打造高水平人才培养平台，构建高等教育新生态。

推进政策创新，构建专业调整长效机制。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省级整体统筹和高校自主自律相结合，建立专业结构优化调整长效机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实现人才供需精准匹配。创新专业目录管理模式，实施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制度，完善本科专业类的设置与调整机制，动态调整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特设专业，定期发布引导性专业指南。实施专业预申报制度，加强对增设专业的论证和公示，完善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提高专业设置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始终坚持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导向，以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首要任务，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招生计划调控和办学资源配置，完善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配机制，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编辑：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