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全链融通与四维联动分就业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要坚持系统观念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

☞编者按：本期摘编部分专家关于高质量就业的文章，以飨读者。

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全链融通与四维联动分就业

王伟忠

摘要：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维护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选择。当前，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构建面临经济拉动就业效能减弱、高等教育适配不足、多元主体协同不力、学生主体作用缺失等挑战，需要就业育人体系全链融通，协同推进专业设置、招考招生、人才培养和职业生涯发展指导，构建起政府主抓、高校主导、企业（行业）主体、家庭主动的“四维联动”就业育人新生态新格局。

关键词：就业育人共同体；全链贯通；四维联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再创历史新高，达1179万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调，要求将就业教育和观念引导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推动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在专业课教学和实习实践等育人环节强化就业教育引导。这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明了方向，为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价值逻辑

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是指由政府、高校、企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同合作的育人生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导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构建集招生、培养、就业和发展于一体的全链条育人体系，向大学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指导和服务，为他们适应社会和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当前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面对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赋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新定位、新要求，科学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具有多重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指人的知识、能力和品格的协调发展，也是人的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的共同提高。就此理解，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建设无疑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本质要求和终极目标。具体而言，一方面，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旨在通过资源整合，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使个体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成长，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这种实践能力的提升，既有助于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也有助于个体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好成就。另一方面，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强调面向学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生涯规划指导，帮助个体全面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更好地认识自身优势和不足，明确职业目标和人生追求，以利于学生个体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生涯环境和发展挑战，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还能通过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合作的育人生态，使个体能够与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产生联系并建立交互。这种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能够使学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综合素质，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维护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人才培养模式和供给方式都有不同要求和期待。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能够有效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培养具备新兴产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如此，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还倡导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的教育理念，以期使更多人获得高质量就业的机会，进而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最后，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力求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引导高校人才培养从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增强大学生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中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应有的人才支撑。

（三）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然选择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强国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通过整合政府、企业、高校、家庭等各方资源，可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强化教育创新，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推动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变革，培养更多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既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之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期待也日益增高，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目标。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关注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热切愿望与美好期待，通过完善教育设施设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为办人民满意教育奠定坚实基础。此外，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构建还有助于增进机会均等，弥合城乡、区域之间的就业信息鸿沟，推动高等教育向更高质量更加公平迈进。

二、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

（一）最大变量：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认为，经济发展还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突出问题。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运行态势起步平稳，总体向好，但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并且，从历史数据来看（图1），我国2015—2023年GDP增速总体呈现放缓趋势，并存在阶段性波动。事实表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就业市场的晴雨表。经济的有效增长不仅增加了企业对人才的数量需求，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需求结构也发生重大调整，企业对高技能人才、技术研发人才以及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而高校人才培养存在脱节和延后，部分毕业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难以满足新型就业市场的配置需求，供需错配的问题进一步显现。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和服务业增长成为带动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之一，但这与高校毕业生注重职业发展、工作条件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求职意愿不匹配。如图2所示，2024届高校毕业生中近70%的人倾向于将国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作为理想就业单位，仅有14.55%选择私有/民营企业，因此，毕业生需求与社会需求存在错位。同时，全球整体经济增速的放缓也造成就业拉动效应递减，毕业生总量不断增大的压力和就业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二）深远影响：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图3），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5年的40.0%增长到2023年的60.2%，净增长了20.2个百分点，在校总人数超过4763万人，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且，根据《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预计到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达到65%，在学规模为5300万人左右。这一趋势不仅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而且深刻影响了就业市场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积极因素来看，高等教育普及化使得更多人能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况且，随着高等教育的育人理念革新和内涵式发展的不断深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日益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旨向，这无疑使得人才结构更加合理和优化，进而更能满足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新一代大学生对职业目标的追求和向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诸如对就业岗位的期望不断提高，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更加注重，“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更加普遍。同时，部分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认识不足，缺乏明确的职业目标和生涯行动，例如，调查数据显示（图4），2023届和2024届毕业生中“没有求职目标，较迷茫”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3.94%和36.26%，因此，“慢就业”现象加剧。另外，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图5），我国高校毕业生从2015年到2023年增加了400万人以上，在这种趋势下，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毕业生难以找到与其专业能力和兴趣相符的工作，就业压力明显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学历贬值”与“考研高考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三）现实困境：政府、高校、企业与家庭多主体协同不力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高校、企业与家庭作为社会的四大支柱，其协同作用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协同理论强调系统中各部分或子系统的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以实现系统整体的优化和进步。政府、高校、企业与家庭在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构建中，各部分都有其独特的职能定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现实告诉我们，政府、高校、企业与家庭在人才培养场域中仍存在协同推进不力，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就业市场效果不佳等。其一，政府对高校的投入不足，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中缺乏应有的经济和物质条件。其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能力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家庭状况的学生在成长成才的物质支持上存在不平衡，进而影响学生的个人发展乃至职业生涯。其三，政府、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方面甚至出现“合成谬误”，致使人才流失和科技创新乏力。也就是说，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求不匹配，使得部分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样，企业缺乏与高校的紧密合作，既无法吸引和留住适配人才，也使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应用；既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也制约了科技的创新与发展。另外，随着毕业生人数增多，企业在人才招聘中“学历高消费现象”（即过度提高学历门槛）严重，例如，专科毕业生能胜任的工作岗位倾向于招本科毕业生，本科毕业生能胜任的工作岗位倾向于招硕士研究生。数据显示（图6），学历高消费现象“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占比分别为56.13%和13.50%，这一现象使得较低层次学历毕业生求职时“雪上加霜”。

（四）主体缺位：大学生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冲突

作为国家的重要人才资源，新时代大学生群体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化、个性特征明显以及心理状况复杂多样的特征。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家庭背景和专业领域，具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职业规划，在成长过程中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依附，又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在追求稳定就业的同时，部分毕业生缺乏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对自己的能力、兴趣、人生目标以及市场需求缺乏准确认识和深入了解，导致在求职过程中显得迷茫和被动。而且在追求个性化发展过程中，不同个性特点的大学生对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等方面有不同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期待，他们渴望通过职业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部分毕业生缺乏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更多受到家庭、朋友、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盲目跟风，过分选择所谓热门行业或高薪职位，追求稳定性及安全性，忽视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兴趣，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能力是否胜任。例如，图7显示，2024届毕业生求职过程中，80.14%关注“薪资福利”，66.05%关注“稳定性及安全感”，仅有30.72%关注“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25.64%考虑“与自己所学专业的相关度”。另外，面对就业市场压力，部分毕业生不愿主动出击、积极争取，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甚至过度依赖家人、老师或学校的帮助，缺乏把握就业机会的意识和能力。尽管许多大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就业所需的软技能仍表现出明显不足，导致在求职过程中难以脱颖而出，面对求职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部分毕业生缺乏积极应对的心态和策略，产生消极对抗情绪，进而影响他们的求职能力和职业发展。

三、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就业

育人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适应社会需要的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鼓励他们积极适应就业环境，勇于突破创新，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具体而言，就业育人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和竞争力，促进其职业发展；核心目标是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就业育人不是高校或者就业部门一家的“门前雪”，而是校内外乃至全社会协力演奏的“交响乐”。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即通过就业育人全链融通高校专业设置、招考招生、人才培养、就业创业和生涯发展，强调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和家庭等多主体全面协同，充分激发大学生的主体力量和就业自觉，在就业育人新生态大格局中促进大学生全面成长。

（一）“全链融通”是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构建和运行的要素保障

1. 就业育人要前置到学科专业优化

学科专业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是“教育之基”。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要以服务国家发展、突出优势特色、强化协同联动为原则，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提升专业就业竞争力与市场适配度。这意味着，高质量就业育人的第一步要从合理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开始，要求高校深入了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行业发展新趋势，确保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紧密对接，尤其要结合新型职业的客观需求，增设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支柱产业紧密相关的专业，着力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对于就业市场需求明显下降的专业，要适时淘汰、及时优化和改造升级，培育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

2. 就业育人要联动招考招生

招生工作是高质量就业育人的基础，招生数量与结构决定就业质效。学校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招生计划，实施科学的评价与反馈，建立专业招生数与就业去向落实情况挂钩机制。要在招生工作中强化专业发展状况、就业前景、行业需求、校友发展等方面的宣传介绍，从志愿填报开始引导学生关注专业与职业的关系，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确定合适的专业方向；要科学合理用好招生政策，结合“强基计划”“三位一体”等自主招生，不仅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可结合运用面试、综合素质评价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能力和特长，选拔出更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的学生，为高质量就业育人打好基础。

3. 就业育人要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首先，高校要牢固树立“就业育人”理念，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推进就业工作，推动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通识教育和交叉培养深度融合，使课程教学、校内外实践、创新创业、国际交流协同落实就业育人理念，通过就业育人共同体分学段分专业开展就业育人各项活动。其次，高校要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前瞻性，确保教育紧跟产业发展需求，教育内容既贴近实际又适度引领，不断加快推进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引导更多优秀毕业生到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施展才华。最后，高校要根据市场需求和专业特点适时调整优化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中融入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活动，推动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此外，高校还应建立人才培养反馈机制，定期了解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和用人单位的反馈，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4. 就业育人要放眼学生生涯发展

高质量就业育人应贯穿学生生涯发展全周期，不仅要帮助学生有效就业，更要帮助学生建立长远的职业规划，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能力。学校既要结合学科专业完善生涯发展服务，建立完善的生涯发展体系和全程化的生涯发展指导服务，也要关注学生面临生涯发展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提供心理咨询等方式，帮助学生缓解压力，保持积极心态，还要在培养机制上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在学生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提供基础、应用、研究导向的教育服务，为学生跨专业学习选课留足空间，让学生具备更强核心竞争力。

（二）“四维联动”是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高效运行的实现机制

在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建设中，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家庭教育应明晰职责定位，各司其职，形成紧密的联动关系，构建政府主抓、高校主导、企业（行业）主体、家庭主动的良性互动的协同育人机制。

1. 政府主抓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政府理应发挥引导作用。首先，政府应通过制定针对性政策和法规来支持引导新型就业形态，为高质量就业育人提供政策支撑和法律依据，并通过加强监管和加大执法力度保障其顺利实施。同时，政府还要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搭建赛事或培训平台等方式，引导高校和企业紧密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就业育人工作。例如，政府通过举办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推动高校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实践育人平台引导大学生直接对接企业，了解市场需求，明确职业方向；通过“24365”智慧就业平台促进企业更加精准地选拔符合需求的人才。其次，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性，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最后，政府应大力推动产科教融合、校政企协同，强化制度化构建和机制化安排，有效推动各方的交流与合作。

2. 高校主导

高校在就业育人共同体建设中处于中心环节，承担着为社会输送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的重任，全链路贯通“高校育才、学生成才、企业得才、地方留才”。首先，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就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就业育人纳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逐步转变学生的就业观念，培养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其次，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加强生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打造集课堂教学、自主学习、实践训练于一体的生涯教育体系。例如，高校可以把企业家引入生涯规划教育课堂，通过“现身说法”引导毕业生正确认识新阶段民营企业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转变择业观。最后，高校要构建全员参与、全过程推动、全要素协同的就业育人新生态。具体来说，全员参与强调就业是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任务，不能单纯依靠就业职能部门和辅导员；全过程推动强调就业育人从始至终的连贯性和系统性，需要从学生入学到毕业就业持续关注，再延伸到职业发展全周期，确保每个阶段都能得到有效衔接和有力支撑；全要素协同是指高校内部各要素（如组织、教学、科研、实践、管理、服务等）在就业育人过程中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全面提升。

3. 企业（行业）主体

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实践平台和就业市场双重功能，对高质量就业育人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首先，企业要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如参与高校专业开发和设置、教学计划拟定、课程系统开设等前期设计策划，及时向高校反馈人才需求信息，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指导，协同学校根据企业的技能需求与用人标准，动态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育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就业与企业需求之间的适配度，降低企业的人才招聘及培养成本。其次，企业应积极投入教育资源，通过提供实习岗位、参与校园招聘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行业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而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最后，企业应主动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借助政府部门的就业补贴、扩岗补助、税收优惠等实现稳企拓岗，继而更好发挥好各类企业在吸纳毕业生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4. 家庭主动

家庭教育是引导学生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学生价值观的塑造、性格的养成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直接影响大学生走向就业市场以及求职选择。首先，家长要主动参与孩子的教育与培养，为孩子的成长成才提供全面的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自主性和独立性。其次，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的成才需求，积极投入教育资源，促进孩子的心理发展和学业成就，增进孩子对就业市场的理解和适应。再次，家长要科学引导孩子正确把握自身的兴趣和潜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的职业道路。最后，家长要积极主动与学校、社会等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资源，帮助孩子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提高社会就业竞争力。

（三）大学生主体作用发挥是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关键力量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就业市场和社会挑战。新时代大学生充满激情、坚定自信、敢于挑战传统，具有较强创新意识，这些个性特点使得他们在就业过程中更敢于尝试新的职业领域和岗位，愿意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其自觉性、主体性的自我养成和作用发挥，是提高就业质量、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这种自觉性和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未来发展的追求。首先，大学生通过正确自我认知，在社会化过程中认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辨析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职业规划，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其次，大学生通过关注社会热点，能够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积极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敢于更主动地探索职业市场，了解行业趋势和用人单位需求，进而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职业选择。最后，大学生通过追求自由发展，逐渐形成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特性，追求有选择的意志自由，促进共同体各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育人模式的创新，从而有效应对大学生自身发展和就业创业带来的挑战。诚然，激发大学生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仍需要学校、家庭等各方不断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积极追求主体觉醒和全面发展，促使其通过自我反思、心理测试等方式深入了解自己的人生理想、兴趣爱好和能力特长，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涯发展规划方案。同时要鼓励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将个人发展融入社会需求，科学合理设定职业目标；激励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实践活动，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用人单位需求，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能力、积累经验，培养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更好融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基于这个价值逻辑，需要进一步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与规律、高等教育发展态势、“政—校—企—家”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大学生个体价值取向等角度深入分析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并不断优化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研究梳理发现：第一，从相对宏观层面来看，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需要政府、高校、企业（行业）和家庭等多主体的协同联动及共同作用。第二，从相对中观层面来看，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需要提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机制上促进校内教育教学各要素的“全链融通”。第三，从相对微观层面来看，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离不开大学生个体的主体力量和就业自觉。构建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的重要举措，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的综合效应重塑全球就业市场。目前提出的“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实践路径”为新形势下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面对未来，研究趋势和实践方向可以进一步在“高质量就业育人共同体”的评价体系、影响因素、生态体系、政策建议等多方面去思考和探索；在方法层面，也可以考虑使用实证量化和案例访谈等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略）

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要坚持系统观念

赖德胜

摘要：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要求。为此，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是多种机制的耦合，包括就业优先机制、岗位创造机制、就业能力培养机制、劳动力供需匹配机制、就业质量提升机制、就业帮扶机制等。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经济发展与就业促进、教育科技和就业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从多个方面对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进行了具体部署。可见，机制建设在促进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什么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如何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对这些重要问题学术界已多有探讨，但远未达成共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认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是多种机制的耦合，其健全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系统观念、正确处理好若干关系，从而形成强大合力。

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有效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实施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始终保持就业大局稳定，创造了就业领域的中国奇迹。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就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既与就业优先战略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为做好新时期就业工作明确了新的目标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我们要继续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为此，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实际上就是要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发挥我国人口众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使内需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其中消费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根本上是要刺激提振消费，做大做强消费。在决定消费的诸因素中，就业是最根本的，因为有就业，才有收入，才有消费的能力；有高质量的就业，才有更高的收入和保障，才有更强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早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进而以供给创造需求、引领需求，使供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这要求更好发挥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高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决定创新的诸因素中，人是最根本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最根本的。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越来越多，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如何将这些高素质劳动者转化为创新的驱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其中关键环节。只有实现了高质量充分就业，人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人才的创新创造潜能才能得到更好地释放，否则就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的闲置或错配。我们以前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充分利用，释放人口红利，实现了高速增长。今后要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释放人力资本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民生涉及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和最基本的民生，就业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生的好与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事业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与就业大局稳定、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质量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民生事业已基本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进入“好不好”的阶段，高品质生活成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何为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生活包括哪些内容，对此可能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力量。失业者难以获得高品质生活，而劳动者即便有工作，如果工作质量不高，也难以获得高品质生活。根据盖洛普公司进行的全球民意调查，几乎所有被调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追求，那就是一份好工作。可以说，高质量充分就业或者说一份好工作，是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的好钥匙。同时，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比较高，而劳动收入差距相对来说比较小。因此，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将会缩小收入差距，有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内在要求。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风险有来自外部的，比如美国等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各种打压、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等；也有来自内部的，规模性失业风险即是其中一种。比如，随着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工作的性质和劳动力市场运行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工作被替代的可能性增大，“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规模性失业风险是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有了就业，就容易安定；一个家庭有一人就业，就增加一分稳定的力量。” “一个人没有就业，就会无法融入社会，也难以增强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失业的人多了，社会稳定就面临很大危险。”因此，我们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作为，求真务实，妥善应对就业领域重大风险，扎实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二、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的主要内容

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是指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确保就业机会充足、就业质量高、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的机制，由与就业相关的多种机制耦合而成。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下面六种机制。

一是就业优先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就业优先战略和就业优先政策，并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这意味着，就业不仅是一项最基本的民生事业，而且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优先目标，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在制定政策和推进工作中都要体现和落实就业优先理念。如何使就业优先理念有效落地？这就需要一种机制，使就业优先理念有效转化为各部门、各地方的就业行动。这种机制可被称为就业优先机制。为此，首先，必须将就业优先目标法律化和制度化，赋予就业优先以法律地位。比如，根据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就业没有成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就业优先目标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因此，未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时，应明确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可考虑将第三条修改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其次，必须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各部门制定实施的宏观政策都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判断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体现了就业优先，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就业影响评估之上。就业影响评估非常复杂，涉及谁评估、评估什么、何时评估、如何评估、评估结果如何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当前，要强化对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岗位创造和失业风险评估，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最后，必须健全就业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在诸多事项中，如何贯彻就业优先理念，将就业作为民生头等大事来抓？这需要有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和高质量充分就业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就业指标在考核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使其既有外在约束，又有内在动力，形成齐抓共促就业的局面。

二是就业岗位创造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前提是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如果一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很强，则无需过多担心失业问题。就业岗位的创造来自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就业友好型的，甚至还可能出现所谓的“无就业的经济增长”。历史和现实表明，不同增长方式、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就业岗位创造效应。健全有利于岗位创造的机制，就是要结合发展阶段，形成合理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比如，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创造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岗位，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基本盘，可以说，民营经济发展稳定，我国就业大局就基本稳定。因此，要健全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友好的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创业具有就业倍增效应，在创业比较活跃的时期和地区，就业岗位增加的速度就比较快。因此，要完善创业带动就业保障制度，增强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降低创业门槛，形成支持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政策条件，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三是就业能力培养机制。就业能力和就业结果高度相关，就业能力高的劳动者，就业概率和就业质量也高，因此，培养提高就业能力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和已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其就业能力培养和提升渠道是不一样的。新进入者主要是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就业能力的习得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因此，要健全学校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毕业生在走向劳动力市场之前做好更充分有效的准备，增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市场适配性。对于已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就业能力的习得和提升主要通过各种培训，包括企业培训、社会培训和政府提供的培训等，也包括自学和干中学等渠道。为此，要健全培训的体制机制，特别要合理分担培训成本，顺应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大规模职业转换，设计好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便捷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构建学习型组织，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和资源。

四是劳动力供需匹配机制。就业的实现是劳动力供求双方通过某种机制匹配的结果。这种匹配既可通过政府来完成，也可通过市场来完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供需匹配机制。但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供需双方有相对自主的权利，且劳动力社会性流动渠道比较畅通。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打破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建立合理的评价激励机制，破除各种就业歧视。同时，由于市场存在失灵，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中，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健全统筹城乡的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增强就业服务能力，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

五是就业质量提升机制。就业质量可分为宏观就业质量和微观就业质量，前者评价标准包括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后者评价标准包括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也可分为客观就业质量和主观就业质量，前者评价标准包括收入水平，后者评价标准包括工作满意度等。但不管如何分类，就业质量强调的是体面和有尊严，其提升并非自然而然，而是涉及诸多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近些年来，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深受年轻人喜欢，成为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但由于还存在法律短板，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和权益保障还面临诸多难题，工作时间长、参保率低等现象还比较普遍，进而影响就业质量。对此，要健全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完善劳动基准制度。当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都还比较低，提高就业质量要求提高“两个比重”，这就涉及如何健全收入分配体制机制、如何更好发挥“三方机制”作用等问题。

六是就业帮扶机制。由于各种原因，总会有些群体在工作搜寻和落实就业岗位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就业帮扶机制，这是兜底性民生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底线思维的具体体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说明这三个群体尤其困难，需要格外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民政部、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对如何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健全就业援助工作机制、明确就业援助扶持政策、压实就业援助工作责任等。实际上，对每一个就业困难群体，国家也都有相应帮扶措施。比如，对于残疾人群体，出台了《残疾人就业条例》《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等。但从实践反馈的信息来看，就业帮扶机制还有改进优化空间。比如，按比例就业政策对促进我国残疾人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安排残疾人就业方面的责任无差别，未能充分调动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积极性等。未来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就业帮扶机制。

三、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促进涉及诸多变量，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要坚持系统观念，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和问题导向，正确处理好若干关系。

一是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关系。高质量充分就业包括就业数量目标和就业质量目标。对于就业数量目标，各国有大体一致的衡量指标，我国主要有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求人倍率、城镇新增就业等。对于就业质量目标，其概念和衡量的相关认识则尚未统一，因为其涉及更多维度，但收入水平、保障条件、发展机会、工作生活平衡度等是学界比较认可的。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能够同时实现是最理想的。但在实践中，二者同时实现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条件，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面临知青返城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压力，我国更强调的是就业数量，以更好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就业质量，将其摆在与就业数量同等甚至更为突出的位置。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我们要实现的是兼具高质量和充分性的就业。

高质量就业要建立在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如果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硬要人为地提高就业质量的有关指标，比如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好的保障条件，就会增加企业的雇佣成本，使企业减少用人和招聘的数量，反而不利于充分就业。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双刃剑，其可能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也可能会减少就业数量。因此，提高就业质量应该是渐进的过程，要以不损害就业数量为前提，毕竟在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难言已实现了高质量就业。当然，提高就业质量也可能会促进就业数量的增加，比如，如果进一步提高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将会有更多人愿意加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队伍。

总的来说，我国比较好地处理了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关系，表现在城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一直处在合理区间，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同时就业质量稳步提高，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为处理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关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要高度重视就业质量提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分化。可能的分化主要有三种，即不同部门之间，特别是主要部门和次要部门之间的分化；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经济转型发展好的地区和经济转型发展慢的地区之间的分化；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特别是高低人力资本者之间的分化。这三种分化不利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是经济发展与就业促进的关系。就业问题的解决，根本要靠发展。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一定速度的发展，就难以支撑就业。我们以前通过“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但这种模式难以为继，也难以解决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大为提高后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当前，需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通过完善产业结构、微观主体结构、区域结构和动能结构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从产业发展层面来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不断降低，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大体稳定，第三次产业就业占比不断增加，2023年达到了48.1%，服务业就业“蓄水池”作用更为凸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要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围绕制造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海洋强国等战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既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提高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含量，以更好地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也要因地制宜，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发挥好传统产业就业容量大的优势，把就业岗位和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从经营主体发展层面来看，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既体现在稳岗扩岗上，也体现在提高就业质量上；既表现为国有企业自身直接发挥作用，也表现为国有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从而为其他企业稳岗扩岗创造更多机会。我国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超过1.8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4%，其中民营企业0.55亿户、个体工商户1.25亿户。他们是创造就业岗位的生力军，要综合运用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等政策，帮助他们解决经营中的困难，增强他们发展的信心和能力，更好履行稳岗扩岗社会责任。

从区域发展层面来看，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所提供的难得机遇，打造更多就业聚集区和增长极，有条件的地方可创设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区。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形成更高质量的产业空间格局和就业空间格局。统筹乡村振兴战略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为乡村发展注入更多资源，为返乡创业就业提供更多便利条件，扩大县域就业容量。

从发展动能角度看，要进一步培育发展壮大新动能，更好释放新动能对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这其中三种经济的就业促进作用尤其重要。一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全面渗透和深刻影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孕育催生了一批新兴数字职业。202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比2015年版净增158个新职业，职业数达1639个，并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而且数字经济具有非常强的岗位创造力，根据有关机构的预测，2030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4.49亿，超过我国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二是绿色经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其将催生大量绿色就业机会，而且大部分绿色就业属于高质量就业。前述2022年版职业分类大典延续了2015年版对绿色职业标注的做法，标注了134个绿色职业，比如碳排放管理员、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技术人员等，占职业总数的8%，显示出绿色就业不断增加的趋势。三是银发经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我国康养需求的覆盖领域大为拓展、数量大为增加。人民对康养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将催生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有资料表明，康养产业将是现代服务业中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之一。

三是教育、科技和就业的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为支持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就业对于连接教育、科技和人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结构性矛盾，而结构性矛盾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由于教育培养的劳动力与科技进步需要的劳动力在知识技能上不匹配造成的。因此，处理好教育、科技和就业的关系，是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所要特别注重的方面。

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存在，是解释就业相关问题的重要变量。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测，100年后“由技术进步而引致的失业”将会是一种折磨我们的新病。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就业岗位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更加复杂，影响面更广、程度更深，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影响将远超凯恩斯的想象。因为人工智能具有学习和思维能力，不仅能替代体力劳动，而且能替代脑力劳动，很多工作都有可能被新科技替代。当然，新科技也会催生很多新的职业和工作岗位，当前，很多炙手可热的职业和岗位，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对于新科技的就业岗位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哪个更大，目前还没有定论，但由于新岗位所要求的知识技能比较高，而岗位被破坏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难以适应新岗位的要求，因此，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应对不力，还可能导致规模性失业。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平衡新科技发展的逻辑和就业优先的逻辑？就业优先政策作为一种宏观政策，理应在科技领域得到充分体现，科技进步及其应用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其对就业的影响。就科技与就业的关系来看，没有“最先进”的科技，只有“最合适”的科技。科技进步事关创新型国家建设，而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必须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可以说，处理好科技与就业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如果说科技进步从劳动力市场需求方影响着高质量充分就业，那么教育则更多是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影响着高质量充分就业。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根本上要靠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处理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提高教育对于科技进步、产业转型和工作性质变革的适应性。但由于教育发展的逻辑和就业促进的逻辑并不完全一致，往往会出现教育发展不适应就业促进的问题。一个典型例子是高等教育快速扩张过程中，受教师、资金、空间等教育资源的约束，很多国家都将招生扩张指标投放给了培养成本相对较低的人文社科专业。我国也不例外，20世纪末期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以来，本科阶段理工农医类专业的毕业生占比大幅度下降，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毕业生占比则大幅度增加。而在劳动力市场需求端，由于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等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这种学科专业供需的不匹配，是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的深度融合，加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通发展，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

（参考文献略）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

莫荣  陈云

摘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总体概念体现了“量”“质”“效”三者的融合统一，不可偏废，更不能将其相互对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备诸多有利因素，但也面临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经济形势起伏与发展模式转换、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进步和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以及外部环境冲击与抑制因素的叠加影响，同时需要应对部分群体就业不充分、就业结构存在矛盾、资源配置效率欠佳、整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等就业领域内部挑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工作，将党对就业工作的领导贯彻始终，把就业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加强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就业政策与服务体系，实施提升就业质量政策计划，加大应对失业风险的政策储备力度，完善就业促进机制，形成就业工作新合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作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意味着我国“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提出新发展阶段我国就业发展的新目标。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就业目标的演变，既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这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党中央对就业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条件为就业工作提供目标方向指引，同时这也是我国就业实践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标的提出与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适应，充分体现了就业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2024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这是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科学把握就业发展规律、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环境和就业矛盾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作出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思路、新要求，系统阐释就业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性、基础性作用，深刻总结新时代我国就业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深刻阐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内涵、实践要求和重点任务，回答了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看、怎么干等我国就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明确的实践导向，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这深刻阐明了就业与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必然选择。就业既联结着生产，也联结着生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高品质生活追求的需要，都离不开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

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总体概念的基本含义。就业目标是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早期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将实现充分就业、促进就业作为其宏观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就业质量”逐步走入研究和政策视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出各种相关概念和评价指标，如美国的“生活工作质量”、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到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作质量”，再到欧洲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就业质量”等，总体上就业质量的内涵不断更迭、逐渐丰富。国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进入21世纪后，随着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逐渐丰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以来，有关机构和学者对就业质量做了大量研究。总的来说，前期研究更多把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作为两个相对独立且相互联系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分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提出，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指引性。“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相较于以往“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而言的，是对以往就业目标的升级。对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内涵和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含义的阐述既注重宏观层面与微观感受相协调，又体现扩大容量与提升质量相兼顾；既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也强调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是对高质量充分就业内涵的全面而科学的解释，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方向指引。从具体内容分析，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集充分就业、高质就业、高效就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目标和要求，体现了“量”“质”“效”三者的融合统一，“质”以“量”为现实基础，“量”以“质”为价值取向，“质”和“量”均以“效”为实现路径，三者具有高度联结性，融为一体，互为依托，不可偏废，更不能将其相互对立。进一步细化维度分析，“充分就业”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数量充分，主要是就业规模扩大，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和利用，表现为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较低的失业率；二是时间充分，即劳动者在合理基础上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消除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方面的不充分就业，时间上的充分既包括劳动者当期工作时间的充分，也包括劳动者整个生命周期中劳动时间的充分；三是能力充分，从微观上看是指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或岗位与其知识技能水平匹配，其劳动技能和各类才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从宏观上看是整体人力资源的配置合理，总体人力资本效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高质就业”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上主要是指一定区域经济体总体就业机会充足、就业制度完善、政策公平、服务高效、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适当等从总体上体现较高就业质量的状况；中观上可以考察市场用工主体在用工管理科学、劳动关系和谐、工作环境安全、劳动保护健全、人岗匹配适当、员工权益表达畅通等方面的情况；微观上衡量劳动者薪酬水平合理、职业发展顺畅、就业能力提升、权益保障充分、工作生活平衡、职业声望受尊重，等等。“高效就业”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就业与产业相协同，劳动力市场的总体资源配置高效，人力资源在各经济部门的分布合理，潜在劳动生产率得到充分发挥，“招工难”“人才缺”问题明显缓解；二是劳动者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相适应，人岗适配度较高，技能结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能够人尽其才，个人劳动效率得到提升；三是公共就业服务部门与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和效能提高，市场对接匹配高效，摩擦性失业减少。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民生为大”，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充分体现了劳动对于实现人口现代化的意义，充分发挥我国14亿人口的规模优势，将9亿多劳动力转变为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能够更好实现人人都有机会通过勤奋劳动得到发展、融入社会、享有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愿景。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根本上回答了现代化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就业是沟通社会需求和供给，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关键。高质量充分就业意味着让更多人参与劳动创造财富、更加公平地分配和享有财富，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实现物质文明的基础，也是通过劳动和职业观培育塑造劳动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举措，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是实现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关系和谐的必然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对发展模式、劳动对象和生产生活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对经济产业结构、就业资源和机会产生影响。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底色。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就业本身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随着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反映在就业领域，就是劳动者相较于关注岗位“有没有”，更在意工作“好不好”。在解决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就业“质”的需求，是当前和未来就业发展最突出的特征。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是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动能加速向创新驱动与消费拉动转变，无论是创新驱动还是消费拉动，从根本上需要以劳动者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条件。高质量充分就业还是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发生巨变，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竞争加剧。正如盖洛普首席执行官吉姆·克利夫顿（Jim Clifton）在2011年出版的《The Coming Jobs War》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工作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国家、区域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为国民或区域内居民争取“好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也是我国在新的全球化和大国竞争背景下，超越以往“低劳动成本”优势，培育和塑造“高质量就业”新的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

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交融、相互激荡。我国就业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面临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革、当前和长期因素的综合影响，就业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一方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有诸多有利因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为就业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和体制机制条件。国内经济运行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化蛹蝶变”的关键期，这些为就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拓展了新的就业空间。

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局和重要因素变化也必然给就业带来各种风险挑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突出，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风险增多，推进就业扩容提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仍需解决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行业性、区域性、群体性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始终存在。从长期因素看，人口老龄化、城乡一体化、新型工业化、产业数智化、发展绿色化、就业形式与观念多元化等趋势持续深化，也将对就业发展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表现为如下几个突出的方面。

我国人口进入新常态，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变化。我国人口发展新常态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人口规模巨大，但人口规模由增量转入减量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城乡区域差异化明显。当前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源规模仍处高位，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2024年，我国人口总量14.08亿，16～59岁人口8.58亿，就业人员73439万人。近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保持在65%左右，始终处于世界前列，年新成长劳动力1600万左右。我国拥有2亿以上高等学历人口，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出生人口；拥有2亿以上技能人才，其中6000万以上是高技能人才；劳动者年均有酬劳动时间超过2000小时。但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持续减少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十五五”时期，随着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虽然弹性退休政策的实施增加了部分劳动力供给，但劳动力规模仍将减少，且减幅逐步扩大。总量趋减背景下，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劳动力供给结构将持续调整。劳动力大龄化趋势明显，特别是农民工平均年龄逐年大幅提高；青年人口规模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且代际特征更加突出，其就业条件、择业观念和就业方式发生深刻改变。就业工作在应对总量压力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结构性矛盾的化解，在挖掘存量、优化结构、提升能力上下功夫。一些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包括青年劳动力失业率较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问题，目前仍占全社会就业人员20%以上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就业和增收问题，2.9亿多农民工和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的充分稳定就业和增收问题，等等。

经济形势变化与发展模式转换。首先，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面临周期性调整、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突出问题。企业经营和发展面临更大困难和不确定、不稳定性，投资和用工意愿不振，给稳就业工作带来压力。其次，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加速，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影响。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23年，新兴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比2018年末分别增长51.4%、53.0%和72.5%，合计新增人数占第三产业新增人数的比重为49.6%。同时，金融、建筑、采矿等行业单位从业人员减幅较大。行业结构横向变动、纵向升级加剧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不同行业的市场需求此消彼长，部分行业人员职业转型困难。创新经济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技能素质要求较高，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也需要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特别是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加快低生产率经济部门（第一产业）劳动力的转移，对城乡、区域的就业结构产生影响，需要为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双碳”目标和“两山”理论深入推进，对所涉重点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影响持续加深，行业性、区域性就业转型问题凸显。

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进步和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劳动力市场岗位需求将深度调整。智能化的本质是生产力的解放，也必然引致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资料和要素得到进一步开发、重组，配置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工作形态、利益分配和社会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上述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供需两端和配置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必然重构劳动世界的图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应用正加速推进，其对产业和劳动力领域的渗透率显著提升，影响的行业领域、生产环节、岗位类型越来越广泛，对灵活就业群体、传统产业工人、科技从业人员、传统白领阶层、内容创造者等各类群体形成全面冲击。一些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会影响40%甚至50%的工作，上亿人的就业岗位将被替代，在一定转型期内，企业和劳动者都面临阵痛，需积极实现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劳动者职业生涯转换，同时，如果应对不当，劳动力市场分化可能进一步扩大，出现劳动力市场内部结构的断裂和极化，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失衡。但从长期看，人工智能通过发展生产力、催生新型产业行业、深化社会分工，最终会实现压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劳动者就业环境的长远效果。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上升。当前，国际政经矛盾突出、地缘冲突频发，美国、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合流，对世界经济秩序和供应链产业链影响加深，关税摩擦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经济动荡等事件的概率显著上升，外部输入性风险增大，由此引发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我国经济和就业造成的冲击不容忽视。

就业自身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除了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就业发展本身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也是促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和要求比较，目前我国就业中不充分、结构不合理、配置效率不高、就业质量偏低等问题仍然突出，如青年失业率较高，影响劳动参与的慢就业、不就业现象增多；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工作时间、工作量不足，劳动收入偏低；很多农民工处于“半就业”状态，窝工现象增多；部分女性因为照顾家庭而放弃工作；就业意愿较强的退休人员“在家待不住，在外没事干”等。我国总体人力资本仍然偏低，就业人员中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者占比仍高达六成，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占比较低，这种能力上的不充分现状虽普遍存在却难以在失业率数据上得到客观反映。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结构性失衡与效率偏低问题突出，人力资源分布的行业、区域结构失衡，人才不足和人才浪费同时存在，“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劳动者求职就业观念和要求与企业招工用工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市场匹配度较低，总体资源匹配效率不高。在就业质量上，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缺乏稳定增长和有效调节的机制，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大，收入分配在城乡、地区、行业、群体间存在较大差距；灵活就业人员等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权益保障不足，失业致贫风险长期存在；城乡区域水平流动性过度，社会垂直流动不畅，劳动市场分层差距过大等问题较为突出。在体制机制和公共服务能力上，宏观政策协同和就业优先政策一致性评价机制尚不健全，统筹城乡的就业创业政策尚不完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效能不足，统一规范高效的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仍不健全，劳动者和企业的各种就业扶持与服务需求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满足。

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适应就业功能的新定位、就业目标的新使命、就业形势任务的新变化，就业工作需要在总体方略、政策思路和具体举措上不断进行创新、调整和丰富。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重要讲话的思想内涵，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工作，将党对就业工作的领导贯彻始终，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按照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为定位，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重点，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从供需两端同时着力，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持续改革创新，积极因应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机遇与挑战，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切实加大力度“投资于人”，为劳动力供给开源提质。加强宏观政策民生导向，切实加大力度“投资于人”，将更多资金资源投入到人的发展和保障上来。要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队伍，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一结构性就业矛盾。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统筹制定国家总体人力资源开发中长期规划。统筹实施影响劳动力供给的生育政策、退休政策、教育政策、培训政策、福利政策，等等。重点深化教育制度改革，优化教育结构，统筹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发展，及时更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教育内容。统筹城乡人力资源开发，特别要加强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政策扶持，加大大龄农村劳动力开发力度。统筹各层级人力资源开发，建立从国家高层次人才到企业熟练普工的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将人力资源供给链纳入国家强链计划，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与人力资源链的联动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强人力资源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坚持就业引导的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方向，建立劳动群体全覆盖、职业生涯全涵盖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探索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专项基金和劳动者个人职业培训账户。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可及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性。

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强政策协同，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式转换，在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发展路径、发展布局等方面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将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纳入方向一致性评估范围，加强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产业、教育、消费、区域、科技、环保等其他经济社会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特别是要提高产业发展的就业拉动能力，统筹一二三产发展、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新兴制造业、新型消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等领域扩大就业机会。在编制和评审重大规划、开展重大项目、布局重大生产力时，应将就业的量、质、效等情况进行充分评估、科学研判，优先发展就业增长点多、就业吸纳力强的产业。开展针对性的专项就业岗位开发支持计划，扩大就业机会。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支持计划。实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岗位开发计划，针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企业提供岗位归集储备、专项技能培训、人力资源服务、就业政策支持的链式服务。实施针对生态功能区、资源转型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的专项就业促进行动。开展青年基层创业就业支持行动，统筹利用就业、创业、培训等各类资金，鼓励青年到街道社区创业就业，满足人民群众在医疗、法律援助、教培、文娱体育、康养等各方面的专业性服务需求。建立促进企业用工和提高就业质量的激励机制，提高各类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稳岗扩岗的意愿和能力。

健全就业政策与服务体系，加强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更新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清单。完善各层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夯实基层就业服务基础，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针对重点群体进一步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实施青年就业启航等专项计划，强化对困难家庭毕业生、长期失业青年的就业帮扶。深入实施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攻坚行动，健全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帮扶常态化机制。开展大龄劳动者公共就业服务专项行动。统筹做好退役军人、残疾人、登记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工作。

研究实施提升就业质量一揽子政策计划。应建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采取切实政策措施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优化劳动关系协商协调、争议处理、行政指导和监察执法，完善适应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制度，严厉打击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完善劳动者合理流动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坚决纠正地域、身份、性别、年龄等因素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健全就业歧视救济机制，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加强治理欠薪欠保、过度加班、违法裁员、求职陷阱等乱象，维护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技能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完善就业调查监测体系，加大应对失业风险的政策储备力度。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就业调查监测体系，构建就业失业形势智能分析系统。强化就业领域监测预警、政策储备和应急处置。探索建立就业保障金制度，重点应对国内外各类“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带来的失业风险，在推广智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等技术创新应用时，同步研究评估其对就业的影响。针对转型升级带来的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问题，制定分流安置方案，必要时实施“就业保障计划”予以兜底帮扶。

完善就业促进机制，形成就业工作新合力。将就业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为民生工作的头等大事，更加自觉地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进一步从战略高度通盘考虑、统筹谋划。按照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求，整合部门力量，加强部门间协调，健全政策体系，完善促进机制。加快推进落实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就业工作绩效评估考核制度，试点推行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加强组织实施，健全制度机制，增强工作合力，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健全就业领域促进机制，建设国家就业高端智库，积极参与全球就业治理。

（参考文献略）

编辑：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