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高等教育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基础、目标与路径

基于课程联盟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网模式探究：以成渝地区为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编者按：中央部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予“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战略定位。因此，成渝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理应发挥重要作用。本期摘编成渝地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相关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高等教育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基础、目标与路径

陈涛 唐教成

摘要：作为国家战略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处于整体部署和顶层规划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希冀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思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引入“中心-外围(CP)模型理论并加以运用,分析了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四者互动的区域创新一体化,提出以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于这一思考,系统梳理成渝地区区位、产业经济、人口发展和高教资源现状,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提供现实性基础。围绕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目标,依循对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4个链条式子目标的“正向问题逻辑进行逐一分解,通过借鉴国内相关区域一体化经验,明确4个子目标在一体化发展中的突破口:产业一体化重在分工互补,人才一体化重在开放流动,教育一体化重在互认共享,城市一体化重在创新集聚。根据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高等教育集群这一“逆向思路出发,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方法与路径:一是以创新性、中心性和协同性的集群式思维为建设方法,这是建设之根本。二是以集群式操作为建设路径: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对接引领产业体系;探索群地结对联动,促进要素因地流动;设立成渝高教新区,推动教育互认共享;联结双城集群网络,发展双核共驱创新。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区域创新一体化;“中心-外围”;模型理论

一、问题提出

2020年伊始，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继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后的又一国家战略，被媒体称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第四极[1]。习总书记强调，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根据国家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为了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创新是一体化的质量要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力点。从高等教育角度看，高等教育能否以及如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无疑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根据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认识，区域创新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区域内的主导产业集群以及各类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基本制度安排，二者合作共同推进创新[3]。因此，我们会发现凡是创新型产业集群，都得益于大学、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企业的集体支持，特别是建设高等教育集群已成为典型模式的选择。如：依托哈佛大学、MIT、波士顿大学等众多大学建立的128号公路高新技术园区；以杜克大学、北卡州立大学和北卡教堂山分校为“金三角”框架的北卡罗莱纳科技园区[4]。近年来，加拿大政府提出的“人工智能战略”中也是以多伦多大学等多个研究型大学为节点形成了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和多伦多3个城市的区域集群网络[5]。当前，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提出构建“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同样有赖于大湾区四地丰富的高等教育集聚资源。显然，建设高等教育集群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重要经验，这也是本文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命题的原因所在。

二、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经济地理学视域及理论分析框架

从学科角度而言，高等教育集群是一个经济地理学概念，为此本文引入相关领域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旨在深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内在联系，以便建立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要素构成及工作原理，从而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及思路。

（一）理论基础：“中心—外围”模型及其影响表现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活动要素的全球流动态势日渐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空间格局及空间演化过程，着重考察经济活动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并建立了区域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CP），开启了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6]。本文选取该模型并非是进行实证分析，而是借助其模型原理进行理论探究，考察城市化、产业集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因此，在经典的CP分布模式下，城市化、产业集群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如下表现：
第一，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从经济地理学角度看，城市化是不同等级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重视生产要素的流动，即资本流、劳动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7]是从传统区位向“流空间”的转变。就产业结构而言，城市化指向第二、三产业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空间集聚，这是由于第二、三产业不仅集聚于城市，而且还是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指标，表现为传统工业持续发展，新型工业相继登台，第三产业发展加快。从一定意义而言，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过程，因此城市化进程与其地域空间内的第二、三产业结构间是一个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
第二，产业集聚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最典型表现。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Poter）首次提出“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相互联系的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如大学、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上的聚集体，且这种集聚对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8]。在波特看来，产业集群不只是产业集聚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引起变革的手段。显然，这一地理空间表现，实质上是建立了基于信任和资源共享的社会经济网络，集群内部的各主体通过知识和技术的频繁交流，形成了以知识驱动的新型产业环境，创新无疑成为产业集群的根本特征。由此，城市化、产业集聚以及具有知识和技术传播功能高等教育建立了内在联系，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高等教育集群。

（二）分析框架：产才教城互动的内在机理及形态

根据克鲁格曼的CP模型理论，本文将建构一个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产、才、教、城”互动发展的分析框架，该框架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四者互动的内在机理，即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四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及工作方式。从要素构成看，产业、人才、教育和城市均存在产业关联，也就是说产业导向是四个要素形成集群关系的基础，并且这类产业在集群环境下具有技术进步和创新特质，进而有利于产业效益的放大。从要素合作看，四个要素建立的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人才的流动性来决定，表现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是产业，产业发展的动力源自人才，人才身上凝聚的知识和技术则有赖于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大都集聚在城市。由于“区位黏性”的存在，又会推动产、才、教、城互动发展形成集聚趋势，这一循环因果链使得四个要素完成互动发展。因此，产、才、教、城互动发展实质上是建立“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城市链”的区域创新一体化。其中，产业人才是产城教互动发展的链条核心，产才融合是互动的关键。
在克鲁格曼看来，空间集聚会导致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平均分布状态不复存在，进而转变成为在一个区域内的集中分布[6]。在此认识上，高等教育集群建设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中心”和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外围”，这将在产、才、教、城互动中形成两股力量：一是来自产业关联和知识技术溢出的聚集力；二是市场竞争、运输成本和不流动生产要素的离散力[9]。在高等教育集群建设中，亟需有效调整以上两种力量，即必须引入政府的公共性干预。克鲁格曼的CP模型理论并未考虑政府在市场环境下的干预问题，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实践已充分验证政府行为的重要性[10]。如：改革开放初期，确定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经济政策就是政府干预下的“中国CP模式”。因此，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建设须明确政府在多主体中的角色，做好顶层设计者。

总之，区域创新一体化中“产、才、教、城”四个要素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钻石形态”的关联。其中，作为公私两极的政府和市场，是区域创新一体化中各要素的外部力量。产业和人才更靠近市场一侧，主要由市场经济发展决定，具有更强的市场特征；城市和教育更靠近政府一侧，一般由政府宏观调控决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特征。实线表示四个要素存在强关联，双箭头表示产业、人才、教育、城市四要素之间具有互动关系；单箭头的虚线表示政府和市场作为公私两极对以上四要素互动发展存有潜在影响（如图1）。

图1  区域创新一体化的“钻石形态”关联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现实性基础

自古以来，成（川）渝地区地理同域、文化同源、经济同体。近年来，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使其昔日“蜀道之难”成为今朝“天堑变通途”，区位比较优势明显；产业经济政策成效日益凸显，牵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充分的人口和人才资源，促进人口结构更趋合理、人口流动更加频繁；高等教育资源整体丰富，在中西部地区中位居前列，创新资源优势突出。-总体来看，成（川）渝地区的地域区位、产业经济、人口发展和高教资源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提供了现实性基础。

（一）地域区位基础

1.地域文化

成渝地区不仅地理具有相近性，而且文化具有同源性。据考证，有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巴蜀文化”，并将其认定为“秦统一之前的古巴蜀地区的文化”[11]，也就是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及相邻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总汇[12]。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巴蜀历经古代秦汉移民、湖广填川的人口大迁徙，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却形成了开放交融、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13]。在这一历史悠久的特定地域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演化出巴蜀茶文化、酒文化、川菜文化、川剧文化等。如今，成渝地区在巴蜀地域文化的浸淫下，充分彰显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区域交流，并以文化为纽带形成了时间的连续性、空间的延展性和区域的整体性，这为成渝地区政策、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众自由交往建立了文化认同基础和整合发展的可能性。

2.区位优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以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为中心的相邻区域，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平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节点，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贯通中外的区位优势。从区域内部看，成渝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城镇化区域，是西部地区唯一紧密相邻的两个国家中心城市。整个区域自然禀赋优良，综合承载力较强，交通体系比较健全；从区域外部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成渝地区经济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改变了千百年来西部内陆的区位劣势，从内陆腹地成为面向泛欧泛亚的开放前沿。有专家指出，从整个欧亚大陆视角看，我国西部城市成都和重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反而成了区域的“中部”和中心[14]。

（二）产业经济基础

1.经济政策

近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宏观层面对成（川）渝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统一部署和政策安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是以大战略、大思路、大规划和大举措出台了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促进成（川）渝地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从区域经济政策看，2011年国务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出将成渝经济区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15]；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将重庆作为“一轴”三大核心城市之一，将成渝城市群列为“三级”之中，旨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创新驱动产业升级[16]；同年4月，国务院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把重庆市的27个区（县）以及开云、云州部分地区以及四川省的15个市列入规划范围，明确重庆、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引领作用，健全创新型现代产业支撑体系[17]。

从两地经济政策看，成（川）渝两地经济政策煞有“比翼齐飞”之势，2010和2014年，中央相继同意重庆和四川设立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两个新区在各自区域的经济发展定位中，均聚焦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将京津冀、上海、广东和四川等8个区域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四川依托成德绵地区先行先试，根据三地产业特征分别打造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高端装备产业创新发展示范基地和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19]；2017年3月15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在两地同时设立自贸试验区，围绕两地战略定位、按照功能区域进行产业划分，打造西部开放经济样板。综合来看，中央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正在促使成（川）渝地区经济逐步走向特色和融合发展，且保证两地经济发展的同步性，不断提高成渝双城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强调双城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增强区域规模经济效益。

2.产业结构

城市是工业的摇篮，是一种经济集聚的体现。可以说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而工业化则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具有很高的协同性。根据2008-2018年成（川）渝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变化情况，发现该地区第一、二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迅速，且几乎都在50%以上（如图2）。近10年来，成（川）渝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2018年，据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四川全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0678.1亿元，其中成都达到15342.77亿元，占全省37.72%。按可比价格计算，省市比上一年增长8.0%，超出全国6.6%的平均水平；重庆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363.19亿元，比上年增长6.0%。总体来看，成（川）渝地区经济增速仍然保持强劲实力。

图2  2008-2018年成（川）渝地区三产结构占比

（三）人口发展基础

1.人口数量与质量

成（川）渝地区具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堪称人口大省（市）。2018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四川省常住人口834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2.29%，位居全国第四；成都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其人口城镇化率73.12%，在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一、全国第四；重庆市常住人口3101.79万人，其人口城镇化率为65.50%，在全国城市和直辖市中均位居第一（如图3）。从成（川）渝地区人口基数及增长态势看，该区域人口红利效应仍较显著，其中成都人口数量增幅最大。
随着城市人才新政效应的释放，吸引了一大批专业技术和技能人才，从中可以反映出人才质量现状。据2018年人社局统计公报显示，成都市专业技术人才总量183.8万人，有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中、初级占比为6.5：41：52.5。全年引进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2749人、“两院”院士28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49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6人、成都市政府特殊津贴579人、“蓉漂计划”专家668人等；技能人才总量201.71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41%。重庆市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644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10人。全年引进紧缺优秀人才6523 人（其中博士2520人）。全市共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3个、工作站61个。全年有22.12万人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其中2.6万人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等。显然，成渝双城正在通过实施多种举措大力吸引和集聚高端人才，不断完善人才质量结构，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建设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积蓄人才资源。

图3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常住人口数量

2.人口结构与流动
    本文的人口结构主要是从城乡和产业就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据近三年相关统计，四川省2016年就业人数达到4860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37.6%：26.8%：35.6%；2018年就业人数比2016年增加21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35.9%：27.2%：36.9%。成都市2016年就业人员894.38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16.1%：32.8%：51.1%；2018年就业人员比2016年增加39.47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15.0%：32.3%：52.7%。重庆市2016年就业人员1717.52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28.88%：27.75%：43.37%。2018年就业人数比2016年减少8.01万人，三产就业结构为27.2%：25.9%：46.9%（见表1）。总体来看，成（川）渝地区城镇和产业就业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相近，表现为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乡村就业人口减少；一产就业人数减少，三产就业人数增加，二产就业人数除成都和重庆略有减少外，四川省有所增加。
    根据CP模型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本文从成（川）渝地区劳动力输出和输入进行统计分析。四川省201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比2016年增加20.1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增加59.3万人；省外输出减少36.3万人。成都市2018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新增转移就业比2016年减少0.47万人，全市劳务转移输出比2016年减少8.16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减少10.2万人，省外输出增加2.04万人。重庆市2018年外出市外人口比2016年减少21.49万人；市外外来人口增加20.34万人。从整体来看，除成都市输出劳动力略有增加外，四川省和重庆市行政区划内部流动增加，两地省（市）外劳动力输出均减少，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以产聚才效果显著（见表2）。

   表1  2016-2018成（川）渝城乡与产业就业结构

表2  2016-2018成（川）渝劳动力流动

（四）高教资源基础

1.整体资源

成（川）渝地区具有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且主要集聚于成都、重庆双城。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成（川）渝地区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91所，其中一流建设高校3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7所，教育部直属高校6所，地方本科院校78所，高职高专院校113所；成人高校19所（如表3）。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2018年四川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39%，重庆市达到47%，两地均将进入普及化阶段。从成（川）渝地区普通高校研究生、本科和专科的招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增长趋势看，该地区拥有规模可观的青年人才数量，特别是持续增长的本科及以上学生规模，进一步优化了成（川）渝地区人才质量结构（如表4）。可观的高校数和学生数，必然会吸引大批教师进川入渝，高校教师又属于高精尖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优质资源。从2016-2018年数据看，拥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教师比例不断上升，硕博学历教师从2016年的72592人上升到2018年的79721人，占比从2016年的56.62%上升到2018年的60.57%，增幅达9.82%；副教授和教授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也在稳步攀升，从2016年的48558人上升到2018年的51041人，占比从2016年的37.87%上升到2018年的38.78%，增幅达5.11%（如表5）。

表3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分布

表4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人数

表5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专任教师学历、专业技术职务基本情况

2.创新资源

从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角度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是体现一个地区创新资源水平的重要标志。从2016-2018年成（川）渝R&D经费看，2018年四川省R&D经费为737亿元，比2016年增加17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81%。其中，2018年成都市R&D经费为392亿元，比2016年增加10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加为2.55%。2018年重庆市R&D经费为397亿元，比2016年增加9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增加为1.95%（如表6）。

2018年四川和重庆统计公报显示，四川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16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6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8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12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9个、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16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5个，省级大学科技园12个；国家级众创空间66个，省级众创空间95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2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6个。高新技术企业4200家。全年受理专利申请15.3万件，获得专利授权8.73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5.38万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1.17万件。重庆拥有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18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市级及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38个，其中国家级中心10个。新型研发机构 75个，其中高端研发机构26个。高新技术企业2504家。全年共受理专利申请7.2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27万件。获得专利授权4.57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570件。有效发明专利2.79万件。根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对上述创新资源的整合统计显示，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在全国排名第7和第11名，位列西部第一和第二位[19]。

表6  2016-2018年成（川）渝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链条式目标

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即通过一体化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根据CP模型理论阐释，这一目标可分解成多个“一体化”子目标，通过子目标间的链条关联层层递推。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反映在产业效能上，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合作成效的检验标准；其次，产业结构决定了人才结构及集聚样态，人才一体化受制于产业一体化；再者，高校是人才“出口端”，有什么样的人才市场需要就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教育一体化服务于人才一体化；最后，高校坐落于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驱动要素，教育一体化促进城市一体化，直接影响城市产业布局和发展。基于此，本文依循链条目标的“正向”问题逻辑，对应借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经验，为实现一体化目标寻找突破口。

（一）产业发展一体化：分工互补

建立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核心任务，但由于行政壁垒、区域竞争及特殊的“邻里效应”，成渝地区产业布局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以汽车制造业为例。近年来，重庆以长安集团为龙头，在两江新区建立上汽通用五菱、北京现代汽车生产线，打造千亿级西部汽车城；成都则在天府新区规划中建立了龙泉国际汽车城，大力引进吉利·沃尔沃、中国一汽（大众、丰田）等标杆性企业，建立以零部件研发、整车设计为重点的汽车产业综合功能区。类似的产业布局，还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有专家指出，成渝双城间的同质化竞争已波及不到百余公里的渝西和川东多个城市[20]。显然，同质化产业结构体系正面临竞争大于合作的挑战，成渝地区产业发展亟需跳出行政区划，从经济地理“核心区”进行协同规划，重新优化行政区划产业布局。

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定位，可借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经验，因为长三角同样侧重“一体化”和“高质量”，目标是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其中，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杭州、南京和合肥等区域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苏锡常宁等城市则是次中心城市，起到区域内部辐射带动作用[21]。如：上海有服务业优势，苏锡常有制造业优势；上海是科创中心，苏锡常有科技成果转化的空间等[22]。显然，优化区域内城市产业分工与互补是提升产业一体化和整体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产业一体化，必须抓住区域内关键性节点城市，这就要对成渝双城产业资源要素进行统一规划，带动周边地区城市的整体性和错位性融入。显然，成渝双城产业协作布局是关键，是产业发展一体化的原点。

（二）人才发展一体化：开放流动

由于长期以来成渝地区的产业雷同问题，使得人才资源竞争很激烈，无形中形成了两地人才资源市场的各自保护[23]。特别是对“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认识的深入，人才发展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日益明显。有学者指出，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成渝地区还未建立具有实质性的区域人才一体化政策[23]。近年来，四川省开始积极探索省内人才一体化发展。如：2018年，成德绵等8市共同签署《成都平原经济区干部人才工作协同发展框架协议》；2019年，四川省又出台《加快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人才一体化发展十条措施》[24]。综合来看，成渝地区实现人才发展一体化，不仅存在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而且还存在区域人才资源市场流动机制不健全问题。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一个区域大人才观的认识问题，是“盆地”“山城”思维的固化。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2017年，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发布《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这是我国首个以区域人才一体化为主题的国家战略专项规划。该规划提出“一体、三级、六区、多城”的总体布局，旨在适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布局[25]。概言之，就是基于产业空间布局打造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共同体。在观念层面，以“共同体”为指向建立开放型区域协同人才观；在机制层面，通过13项重点人才工程和区域人才联动计划等机制创新疏解人才流动阻滞。因此，成渝地区人才一体化首先要突破区域内“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以成渝产业一体化布局为依托，通过建立基于产业链的区域人才联动机制，打通行政区划人才发展壁垒，实现成渝地区人才充分流动。

（三）高教发展一体化：互认共享

产业人才是串联目标“链条”的核心，而产业人才又有赖于高校的人才培养，因此成渝地区高校应先根据区域产业市场需求培养适配的产业人才。人才会沿着产业布局路线流动，这要求高等教育配合建立互认共享的区域性体系。成渝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但由于共建共享意识不足、资源分配不协调、体制壁垒阻碍等问题，导致合作规模小、层次低，所建立的互认共享机制也只限于行政区划内部[26]。究其原因，在于成渝地区对高校的功能认识还不够清晰，使其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被边缘化，致使高校内生合作动力不足，也就造成合作形式大于内容的结果。再加之，成渝地区产业同质竞争和人才地方保护，对高校发展一体化形成双重压力；互认共享运行机制的缺乏，使成渝地区至今还未能建立起真正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

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经验看，高等教育一体化无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鉴于长三角探索时间久且经验丰富，特以此为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始于1982年，但高等教育一体化整整晚了20年。2003年，沪苏浙三省签署教育合作协议，高校积极开展校际教学合作、师资互聘，重点围绕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2005年，浙大、南大及复旦等三地高校成立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签订《长三角六校交换生加护备忘录》，实现本科生跨校学习、资源共享和学分互认；2014年，长三角成立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20年间，长三角高等教育还在研究生教育、图书馆资源、高校智库、学生资助等多个领域建立互认共享机制[27]。高等教育一体化促进区域产业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倒逼区域产业和城市功能布局，形成区域高等教育的内生变革动力。

（四）城市发展一体化：创新集聚

从历史来看，自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就冠以地源性称谓，直到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学的名称都是以城市来命名，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大学的出现，与城市的经济贸易和人口增长密切相关[28]。从现实来看，随着世界特大城市产业升级转型，强调以知识和创意为主导的创新驱动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其中，依托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公司是科教智力资源集聚最为密集的区域[29]。近年来，成渝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成效显著，特别是双城通过人才新政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进川入渝就业创业，提升城市创新集聚能力。成都市还积极布局建设10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实施“双一流”大学共建工程，探索校地企合作驱动城市发展模式。但囿于单个城市动力有限、产业相对分散、载体建设不充分等问题，成渝双城创新集聚水平还不高，创新效益释放还不足[24]。

成渝双城创新发展不但离不开一流大学，而且还必须建立双城高校协同联动机制。从三大城市群对比看，只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与城市建立了“多核多中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30]。《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充分发挥粤港澳高校联盟作用[31]；《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也提出，深化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交流，促进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相关的人才、科技、信息等要素在大湾区高效流动[32]。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主要集聚于“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这一核心城市链中，四大中心城市是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四核驱动”为特色的多中心城市群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突出优势和平衡利益的合理选择[30]。因此，成渝双城一体化要以高等教育集聚的知识溢出和人才培养为动力，实现双核推进区域创新。

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方法与路径

基于上文链条式目标的“正向”分解，明确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而高等教育集群正是推动这一产业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建设高等教育集群不仅整合“中心”的集聚优势，而且还打破“外围”的固有束缚，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能动性的实践表现。本文试图通过“逆向”思路，以高等教育集群建设为破解之策，逐一应对四个一体化子目标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从方法层面提出“集群式思维”，从路径层面提出“集群式操作”，二者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范畴，具有辩证统一的联系。然而，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因此，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集群式发展”思维是关键。

（一）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方法：集群式思维

1.创新性

从经济学家波特的阶段划分特征看，产业集群的出现，并非是要素、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的产物，而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特有模式[8]。相较于传统的产业集聚，高等教育集群是以高新技术、知识和人才作为核心资源的区域创新网络，是产业、人才、教育、城市一体的“泛高等教育”钻石体系。针对成渝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该基于对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特性的实际考量和钻石体系的实际运用，依托经济内生成长方式，减少对土地、投资、资源等传统要素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创新性是集群式发展思维的本质要求，以创新驱动引领成渝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

2.中心性

根据CP模型理论解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且这一结构呈现出多重产业圈层的特点，即成渝双城是“中心”，对应高新技术产业；双城周边地区是“外围”，对应传统制造产业。位于成渝双城的高等教育集群则是“中心”的中心，是以大学、科研院所、科技公司、产业园区、金融机构等强关系组织共同构成的创新网络，且这种复合式中心模式赋予原生集群很强的聚集力，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城市链”循环发展的旋转轴心。从这一角度而言，高等教育集群的中心性特征，不仅会覆盖成渝双城，而且还会由双城辐射整个成渝地区，形成高等教育集群的特有结构。

3.协同性

基于对CP模型的广泛分析，“中心—外围”结构建立了“中心”带动“外围”的影响机制，但该结构在纯粹市场化环境中也极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二元化”和“两极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中心—外围”结构，恰如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ch）所说,该结构具有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3项基本特征[33]。面对CP模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的失范问题，亟需借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机制进行有效应对。如前文所述，区域性政府合作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推动成渝双城高等教育集群的协同建设，即协调好区域发展的关系，摒弃等同、竞争等泛化和博弈思维，建立以优带弱和差异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高等教育集群建设的路径：集群式操作

1.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对接引领产业体系

高等教育与产业经济的“连接点”是产业人才，高校是人才的供给方，企业是人才的需求方，供需双方的最佳状态是产才融合。实现这一目标，须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教育结构入手，适度对接区域产业体系所需的产业人才，因此这也是人才结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降低高校人才培养滞后性带来的风险，要求高等教育集群处理好人才培养的“适度”与“精度”间的矛盾。从成渝地区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势头依然强劲，现代服务业和高质量工业制造是未来区域产业体系的主体。为此，成渝地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应从全要素方向出发，突出技术创新、技能素质型人才培养，重视区域产业规划和学生能力增值结构，重审区域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专业教育和市场化匹配。

高等教育不但要适应经济发展，还应该引领经济发展。遵循集群式思维，高等教育集群可以通过集聚创新型人才促进高等教育结构迭代升级，进而为引领产业体系发展提供路径支持。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例，世界发达国家开始关注以专用人工智能为主的第三阶段，如AlphaGo等产品的类感知发展；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还多处于以大数据行业为特征的第二阶段，“为未来而教”无疑是引领之关键。根据成都智能化产业研发优势，围绕电子科技大学建立高等教育集群，引进具有校企“双重身份”的教研专家，组建以创新探索为主的研发团队。既要鼓励团队创建衍生公司，实现科研成果转换；还要帮助团队把研究内容转化为教学内容，建立校企联合育人机制，以引领性研究重建高等教育招生、培养和就业结构。

2.探索群地结对联动，促进要素因地流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只是发展成渝双城，而是要通过双城发展带动辐射整个成渝地区，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圈。建设高等教育集群，首先要根据地区资源要素禀赋和产业发展需要，实施“靶向”服务和精准对接，让周边地区能充分利用好集群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性。因此，笔者提出“产业供应链”的思路，探索建立高等教育集群和成渝地区结对联动工作模式。如：成渝地区人口密集，亦是农业发展重地。高等教育集群可联合西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两地农科院、农产品技术公司、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等多部门共同攻关，为成渝地区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提供技术开发和服务支持，引导地区建立扎根当地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简言之，就是推行“一群一地”结对联动的共同发展模式。

从“一群一地”结对联动发展看，其实质是促进资源要素从集群中心向外围地区正向流动，以人才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管理流等各种生产要素向成渝周边地区集聚，建立从产业“上游”（研发设计）向“中游”（制造生产）再向“下游”（经营销售）的区域性流动机制，实现产业链重构、供应链畅通和价值链提升。其中人才流动是“一群一地”结对联动发展的核心，因为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创新生产要素均是凝结在人才身上的，只有人才流动起来，才能真正带动其他创新要素一同流动。“一群一地”结对联动发展模式是区域性地方政府行为，是我国政府部门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制度优势体现。建立区域性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克服行政区划发展的本位主义，建立协同施策机制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优解。

3.设立成渝高教新区，推动教育互认共享

高等教育集群是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内生驱动力，而集群在自身建设中则需挖掘高等教育内部的存量资源，建立一套“自组织系统”，作为集群的内部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决定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向，成渝地区可通过设立高等教育“新区”，整合两地（特别是成渝双城）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共享。从更深层含义讲，高教新区将为两地教育、培训和青年就业打开一条流动通道，通过学者、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的有序流动，提升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和集群建设参与度，特别是提高学生在不同产业环境下的学习和就业能力。因此，高校人才流动是高教新区建设的标志性特征，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建立高教新区的目的是促进高校人才流动，这有赖于教育互认共享机制的构建。成渝地区相比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其区域跨越度较低、体系相对统一，高等教育区建设的可行性更大。从成渝地区人才流动特征看，亟需构建区域高等教育互认共享的“一体系、两框架、三机制”：一是建立成渝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保障体系；二是建立可识别和验证技能的职业资格互认框架；三是建立课程学习和实习实训成果互认框架；四是建立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区域重大问题合作机制；五是建立高校教师实践培训与支持帮扶机制；六是建立高校管理人员跨校交流与轮岗学习机制。总之，要把成渝高教新区作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中的一个“联通片区”，通过区域教育互认共享加强创新人才流动率和合作关联度。

4.联结双城集群网络，发展双核共驱创新

基于以上研究，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关键在“双城”，而“双城”的重点是高等教育集群。因此，打造“双城经济圈”首先要实现双城高等教育集群网络联结，形成时空压缩效应。从时间上看，成渝双城每天的高铁/城际共有61个车次，一般每小时有2个车次，平均最快运行时间为90分钟。当前，成渝两地正在建设“1小时大都市圈”。时间上的压缩，将会极大地拉近双城的接触面；从空间上看，基于集群建设的“双城经济圈”在地理空间上将更加中心化，通过联结两个城市的地方性集群形成双城集群网络，或者说是一个高等教育的超级集群。从“中心—外围”的地区格局看，这一双城集群网络会在成渝双城时空压缩效应的影响下，增加要素流动速度，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以减弱外围的离散力。

双城集群网络建设，要把地理认识上的“双城”转变为经济认识上的“双核”，打破以往行政区划的省城单核驱动模式，构建以“双国家中心城市”为支撑的区域经济空间新结构，利用高等教育和人才资源集聚优势，全面协调发展“双城经济圈”，集中解决区域“中部塌陷”的发展失衡问题。因此，双核共同驱动创新发展，关键在于高等教育集群这一创新“内核”的建设，即通过集群网络联结成渝地区。因此亟需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面向集群网络的流动式人才集聚。在双城集群网络影响下，人才集聚已超越双城的地理边界，亟需共建双城人才库共享人才资源，提高人才流动的叠加效应；二是面向高教体系的流动式人才培养。高校是城市独特的创新资源优势，应通过高教新区建设探索流动式人才培养模式。

六、结语

围绕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研究，无可避免会呈现出一个宏大、多维的“叙事”场景，因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场域中包含着复杂的关联。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方法，建立高等教育变量和区域经济发展变量的因果律，但这又会大大限制政策研究的视角。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框架，从高等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视角进行系统分析。但当讨论这一主题时，笔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而是“能否”，因此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围绕“能否”进行阐述，旨在为“如何”铺垫并建立理论依据。笔者认为，今日之高等教育已非昨日，今日之大学亦非昨日。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深融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日益凸显，或者说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特征愈发具有张力。放眼国内外高等教育，无论是西方的创业型大学，还是我国的产教融合发展，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进入历史“蜜月期”。因此，可以说大学已成为集群网络的核心节点，高等教育已成为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

作为西部重要经济区域的成渝地区，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政策表述的变化是国家对成渝地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这也是成渝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为此，笔者提出建设高等教育集群的思路、模式和基本路径。高等教育集群，不是“高等教育”的狭义集群，而是以高等教育为重要节点和内生动力的广义集群，是我国城市群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体现高等教育的区域质量和公共性。总之，一方面，我们要从实践中总结一般性经验，更重要地是认清区域的地方性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厘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差异性，明确区域定位与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本文提出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思路的关键在于集群式思维，与其说这是一种建设思维，不如说这是区域性地方政府的治理思维。因为政府部门在我国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川渝两地政府的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略）

 

 

基于课程联盟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杨慷慨

摘要：教育协同发展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联盟进行梳理后发现，大多数联盟组织关系松散，运行中因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而动力不足，联盟发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课程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核心要素，课程联盟对促进高职院校资源互补与共享意义重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的协同发展应以战略联盟理论为指导，从目标愿景、成员伙伴、合作项目、管理机构、环境支撑等方面搭建课程联盟组织框架，从发展动力、沟通协调、绩效评价等方面构建科学有效的联盟运行机制。推进成渝地区高职院校课程联盟从组织框架构建到运行机制落地，需要系统内多部门协同推进，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结合，以开放的思想和务实的行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的各项指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课程联盟；高职院校；教育协同发展；战略联盟

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塑了资源流动的地域空间。［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描绘了蓝图，成为两地教育协同发展的基本遵循。职业教育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实现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2020年4月，四川省与重庆市签署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2021年11月，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与四川省教育厅共同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要共同打造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教育协同发展示范区。这个示范区如何构建？着力点在哪里？以什么为抓手？这些问题成为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的逻辑生发点。

一、人才培养视角下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的实践价值

要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人才是关键，没有人才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说不上发展。人才是核心生产要素，高端人才集聚将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预期目标的实现。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课程教学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职院校课程联盟，是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的抓手，对高职院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人才培养能力提升以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等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

（一）推进成渝地区高职院校优质教学资源共享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1）》显示，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前20位的中西部地区城市仅有西安和成都入选，［3］可见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相比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一流课程资源明显不足，知识创新成果产出主要还是依赖几所综合水平相对较高的高校。［4］职业院校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成果输出上的创新能力较弱，人才培养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集中力量打造区域高职教育发展共同体。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有助于打破封闭的教学资源供给和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让跨校选课、混合式教学、跨区域协作学习等成为可能，进而改进学生学习效果，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高职院校分布较为集中，成都市高职院校（31所）占四川省高职院校总数（96所）的三分之一，其中在被纳入“双高计划”的8所高职院校中，有7所在成都或在成都建有校区。重庆市现有高职院校41所，其中主城都市区34所，在纳入“双高计划”的10所高职院校中有8所在主城都市区（见表1）。以每百万人口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作为衡量指标，成都市高职院校数与重庆市基本持平，但分布很不均匀。区域间差异化的分布密度，必然需要通过整合资源、优化区域布局，带动成渝地区高职教育协同发展。成渝两地有多条高铁相连，通勤时间基本上都在一小时以内，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将突破校际或地域，缩小区域优质教学资源分布差异，从而推动成渝地区高职院校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均衡发展。

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万州、梁平、丰都、垫江等27个区（县）和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平武县、北川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15个市。鉴于通达性原因，本研究只能统计成都市和重庆市主城区的高职院校。

（二）提升成渝地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能力

世界一流城市群基本上都依托一流高校集聚而发展，高校发挥知识外溢作用，通过知识资本积累推动科技创新、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和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最为典型的是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5］非合作博弈和无序竞争导致高校产生以邻为壑的狭隘竞争心态，妨碍高校间的协作，难免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折损。［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7］从高职院校自身的角度来看，协同发展能够从区域层面形成协同力，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耦合效应，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高校的产品本质上是专业和课程，专业课程作为知识的载体，发挥着培养人的本体功能，并通过培养人才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将聚合成渝地区不同类型、不同特色的高职院校课程，打造优质课程群，通过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为成渝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由于历史、资源禀赋、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与东部发达地区争夺人才造成的人才流失现象，对西部来说不啻“抽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为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提供动力来源。具体来说，一是保障人才的技能素养，包括储备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完善的实践能力。课程联盟针对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等现代技术融入现代产业体系的现状推动课程内容重置，促进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二是为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极提供创新型社会环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重视融合各方的创新协同，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需求为中心，联盟成员辅之更完善的技能开发，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助推经济增长和创新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

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现实境遇

传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基于省级行政区划，地方政府不能介入其他省份的高教事务，省域高等教育体系小而全现象普遍。尽管成渝两地也存在自下而上的校际合作，但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设计、行政规划等方面仍然是从行政辖区的发展需要出发，较少从区域整体发展角度进行统筹规划。传统的教育行政区域管理模式容易限制区域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办学要素自由流动，不利于成渝地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教育整体实力的提升。［9］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开始建设以来，为推动教育协同发展，高校或者政府牵头成立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财经职业教育联盟、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联盟等20多个联盟（见表2），涉及人才培养、资源共享、产教融合等多个合作领域，但联盟学校之间并没有真正做到统筹协调，未能充分发挥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优势。大多数联盟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组织关系松散，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实质性合作项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目前，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学界主要讨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与经济、科技协同发展，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教育协同发展的动力与模式、推进路径及策略等方面。［10］［11］［12］总体来说，这些研究缺乏对该地区已有教育协同发展实践项目的微观指导，少有对教育联盟的框架构建与运行机制开展研究。

在成渝地区的20多个教育联盟中，牵头单位多为学校自发成立，成员单位性质多元，有地方政府、高职院校、企事业单位等，创始成员数量从几个到上百个不等，合作内容涉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但这些教育联盟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教融合发展联盟等少数几个联盟有较完善的章程外，很多联盟存在成员加入积极性高、建设积极性低，联盟发展速度与发展目标不匹配等现象。部分联盟成员间权利和义务不明晰，合作层次低、范围窄，联盟合作呈现表面繁荣的假象，合作形式大于内容，无法实现《纲要》和《行动计划》的相关目标。尽管有少数教育联盟提及课程合作事宜，但仍停留在框架协议的文本之中，未能将课程合作实质性落地。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课程联盟，本研究探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的框架与运行机制问题，试图为《纲要》和《行动计划》的落地提供借鉴。

表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盟一览表

序号	联盟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合作内容	成立时间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	职业院校126所，企业42家	共建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组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构建技术技能人才联合培养机制、建立职业教育合作帮扶交流机制、推动毗邻区市县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2020年9月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财经职业教育联盟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川渝两地中高职院校、企业和行业组织	共建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基地，共培师资，学生交流等	2020年5月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区域）职业教育联盟	重庆市大足区教委	川渝14市（区）教育行政部门36个、中职学校27所、高职院校15所、校企合作单位32个	在设备、师资、技术、信息、教学、实习、生产基地、技能鉴定、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共建共享、优势互补，联合实施重大项目	2020年11月
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汽车产教融合联盟	重庆工贸技师学院、四川工程职业学院	成渝地区大型汽车企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26家单位	信息共享、专业共建、联合攻关、共建汽车工匠学院、共同开展汽车技能人才评价认证等	2022年7月
5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职汽车产教联盟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重庆市龙门浩职业技术学校、成都领克汽车有限公司	相关教育部门，合作高职院校，成渝地区中职学校，行业企业等70多家单位	整合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细化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	2021年12月
6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教融合发展联盟	成渝两地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18所高职院校	成渝地区22家高职院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事业单位	师资互派、数据共享、项目合作、科技交流、资源共建共享、举办论坛和技能大赛等	2020年4月
7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农业产教联盟	四川现代农业职教集团、重庆现代农业职教集团	成渝地区50多家农业类行业、企业、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	统筹开展现代农业相关产业规划，以产业价值提升为纽带，凝聚成渝两地相关机构的优势资源和力量	2021年7月
8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院校学前教育发展联盟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川渝地区办有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教育主管部门、幼儿园、研究机构和行业机构联盟会员单位300余家	共建共享优质资源，共同开展教师教育研究，联合实施重大项目，推进学前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	2020年11月
9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大教育联盟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成都广播电视大学	川渝两地260余所市（州）、县（区）及行业系统电大分校（工作站）	合作办学、师资队伍共建共享、科研联合攻关、共同开拓校地合作和产教融合项目、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携手推进开放大学建设	2020年6月
1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法治教育联盟	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法学院、重庆大学法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四川省12所高校、重庆市8所高校	开展学科建设、联合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金课建设、优质师资共享等	2020年4月
1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红色职教联盟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广安职业技术学院、邓小平故里管理局	川渝两地1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部门、36所职业院校、28家企业及14家行业协会	汇聚优质资源，打造“川渝红旅”品牌	2020年12月
12	川渝建设职业教育联盟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川渝两地的行业、院校、企业	在行业标准制定、校企合作、学生就业、人才培养、教师工程实践、师资互聘互用、员工培训等方面提供政策引导	2020年9月
1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和旅游产教联盟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7家行业协会、39所院校、42家企业	推动文旅产业、职业教育全面融合，优化文旅相关专业，为产业发展输送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	2020年10月
14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工智能职业教育联盟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永川国家高新区云谷大数据产业园、重庆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重庆市人工智能职教集团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永川国家高新区云谷大数据产业园、重庆大数据产业人才联盟、重庆市人工智能职教集团	发挥各自优势，共建专业群和基地，培养大数据产业人才，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共同开拓就业创业、科研、产教融合等项目合作	2020年6月
15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健康职业教育产教协同育人联盟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雅安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市健康服务业商会、重庆市三美品牌促进会	川渝两地共计70余家单位	加强互通走访、专题调研，推进产教融合典型项目落地，建立产教融合“学校侧”与“企业侧”的合作新机制	2020年9月
16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振兴学院联盟	重庆文理学院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轻化工大学、内江师范学院、宜宾学院、四川文理学院、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四川三河职业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三峡学院、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等16所院校	思路互通、经验互学、办学互动、优势互补，分类推进乡村人才培养，创新开展社会服务，加强新农科建设，逐步形成乡村人才培养“川渝方案”，努力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人才服务共同体	2020年6月
17	成渝双城经济圈医药卫生职业教育联盟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川渝地区50余所办有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中高职院校	实现两地医药卫生职业教育融合式、一体化发展，打造协同创新体系，搭建协同发展共赢平台，在政策研究、人才共育、资源共享、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合作	2020年9月
18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	四川大学、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20所川渝两地高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	2020年5月
19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艺术联盟	四川美术学院等	川渝两地68所高校	学术讲座、教师交流与研究、艺术家驻留项目、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重大艺术创作项目等	2020年7月
2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业创业协同发展联盟	四川、重庆两地人社部门	川渝23个地方人民政府、28所高校、11个高新区（园区）、7家企业	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创新创业平台、创新创业赛事等	2020年6月
2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联盟	重庆科技学院、成都工业学院	川渝两地40所应用型本科高校，16家企业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2020年7月
2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外语联盟	四川外国语大学	成渝地区具有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的高校	促进外语学科发展，教育改革资源整合，质量提升与特色发展	2020年10月
2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联盟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川渝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优质中小学等144家单位	师范生培养质量提升、教师专业成长、资源共建共享、教师教育研究	2020年10月

资料来源：根据各联盟成员学校官网、公开新闻报道资料整理而得，有高校和职业院校参与的联盟均统计在内，统计时间截至2022年12月10日。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的框架构建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伙伴企业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等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以承诺和信任为特征的合作活动，［13］是资源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课程联盟作为战略联盟的一种形式，是以课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等为目标而开展的合作活动。专门的课程联盟始于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推行的开放课件运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意将开放课件扩展到开放教育资源，并于2005年成立开放课件联盟，这是课程联盟的雏形。中国最早的课程联盟是2012年上海市教委牵头成立的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平台，平台吸纳了上海市30多所高校加盟。2013年，重庆大学牵头成立29所高校加盟的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同年，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九校联盟（C9）与美国大学协会（AAU）、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共同签署《合肥宣言》，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与发展关系。［14］截至2020年底，全国成立了20多个区域高校课程共享联盟。［15］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组织力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的严密程度。［16］从战略联盟的组织架构来看，Levis认为组建联盟必须满足5个条件：自愿性组织、有两个及以上成员参与、有合作项目、有专业管理人员、有资金等条件支持。［17］课程联盟的核心在于课程的共享共建，成员单位集中最优质的课程资源，协同开发一批契合度高的课程，组合成互补性强的课程体系。基于Levis的观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的组织框架应包括目标愿景、成员伙伴、合作项目、管理机构、环境支撑等要素。

（一）确立课程联盟目标愿景

共同的价值目标是战略联盟实现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按照一致性和冲突程度可将合作伙伴的目标分为3类：共同的目标、可以支持的目标、相冲突的目标。共同的目标即一致性目标；可以支持的目标是指一个伙伴支持、其他伙伴不在意的目标，此类目标不能共享但并不造成冲突，仍有利于扩大其效益；相冲突的目标是那些无法在同一时间一起追求达成的目标，目标为各自一方支持而另一方反对，一方目标的实现以另一方的损失作为代价。［18］只有战略联盟目标一致时，组织成员之间才能够充分共享信息、履行承诺并达成目标。因此，在确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目标愿景时，应考虑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基于各自资源差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解决课程发展的现实困境。通过课程联盟盘活成渝地区高职院校课程资源，发挥优势学校和学科的引领辐射作用，构建资源共享、课程共建、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二）优选课程联盟成员伙伴

战略联盟理论认为，当下的市场竞争已不再是零和博弈，而应该把竞争对手视作合作伙伴，寻求利益共同点，选择性地与竞争对手以及其他各方辅助力量进行资本、准入机会、资源技术等合作。［19］伙伴的选择是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伙伴的匹配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联盟伙伴间的合作积极性，进而影响联盟组织绩效。

成渝共享巴蜀文化，同根同源，地理上的临近和交通上的便利为高职院校合作消除了空间障碍，文化相容使各高职院校之间彼此信任，应充分利用这种地缘和文化优势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战略联盟。在成渝地区的高职院校中，既有教育行政部门主办院校也有行业院校，既有公办性质院校也有民办性质院校，既有综合类院校又有专业类院校。这些异质性特点一方面能够使成员获得合作伙伴的异质性资源，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对抗性竞争。因此，联盟既要吸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特色的院校参加，通过签订权责对等合作契约组建区域性异质课程联盟，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又要充分考虑成员之间的互补性、兼容性、信任度等。联盟伙伴间的资源互补性越强，其资源异质性往往也越强，联盟的竞争力也就越强。

（三）精挑课程联盟合作项目

成员之间是否兼容决定了联盟能否保持目标一致。不同高职院校拥有的异质性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也是成员之间合作的基础，通过联盟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其价值最大化。课程质量是课程联盟的生命线，质量标准作为衡量课程建设水平的一把尺子，是开发和建设课程资源的重要依据。要通过课程质量标准指引联盟课程开发与建设，以高质量课程供给保证联盟课程育人效果。

课程联盟使高职院校可支配的课程资源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价值最大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应以课程资源共建共享为核心，推动教师教学交流、实验实训资源共享。精选合作项目，构建互补性强的课程体系，推动课程数字化转型，实现教学交流泛在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四）完善课程联盟管理机构

课程联盟的成功运转离不开规范化的管理机构。联盟设置专门管理机构，有助于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分工合作，提高联盟管理绩效。一般而言，联盟组织机构分为领导决策机构、管理协调机构、执行实施机构和评估监控机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建设中，决策机构负责人应从成员学校主要负责人中遴选产生，有利于联盟决策事项的落实。联盟常设秘书处，负责调度联盟运转过程中的具体行动，解决运转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在联盟理事会领导下，可设立专门的执行实施机构和评估监控机构，如设立课程建设委员会来落实联盟大会以及理事会的决议，设立教学评估委员会来监控课程建设质量等。

（五）优化课程联盟环境支撑

职业教育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能否适应环境以及环境能否支撑其发展，决定着职业教育的盛衰存亡。［20］课程联盟的运转离不开运行经费、制度安排、网络平台、实训资源等条件的支撑，联盟成立初期可向政府寻求支持，在具备“造血功能”后自筹运转经费，亦可向社会募集发展资金。联盟章程为联盟活动开展提供了契约框架，章程应明确合作宗旨、合作方式、权利与义务、准入与退出等。此外，各专门委员会应因地制宜制定管理实施细则，确保联盟各项工作有规可依。要充分利用新兴技术优势的高起点、高标准打造服务于课程联盟的网络平台，提高成员学校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效率。构建跨区域大教务管理系统，为学生跨校学习提供便利，并对教与学的大数据进行跟踪，据此开展学情分析与教学质量监控，实现教师精准化教学与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课程联盟目标。

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的运行机制构建

动力机制是联盟运行的起点，战略联盟的成功不仅需要严密的组织架构，还需要有效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是指一定机体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其功能，各要素之间的配置方式以及调节功能不同，运行机制的运行过程和特点就不同。［21］良好的运行机制和有效的管理是组织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框架组成要素，应从发展动力、沟通协调、绩效评价等方面构建相应的运行机制，从前端、中端、后端三个方面立体化保障课程联盟的健康发展。

（一）政策驱动，激发组织内生活力

区域学校课程联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高效的运行机制。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学校是公共组织，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组织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政策驱动，《纲要》的出台为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集群化发展提供了强大驱动力。成渝两地政府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树立区域性“一体化”发展理念，［22］探索成渝高职院校课程协同发展新模式。一方面，要将课程联盟建设纳入区域教育协同发展规划，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减免税收政策、金融贷款服务等措施，激发多元社会力量参与课程联盟建设，推动人才培养链与地区产业链、文化链的深度融合。

课程联盟是典型的知识型组织，推动教学经验、知识资源等在成员学校之间流动，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成员学校相互学习、合作共赢的利益诉求。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过程中，要引导成员学校树立开放办学、合作共赢的思想，营造相互信任的文化氛围，促使优势学校的先进经验有效地传播到其他学校，让联盟成员在相互借鉴中激发自身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活力，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能力。

（二）增进共识，推进课程学分互认

战略联盟伙伴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竞合关系，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的冲突，进而影响联盟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协调和化解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已有研究表明，充分的信息交流会增加联盟伙伴间共享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让成员之间减少隔阂、加深理解和增加信任。［2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要为成员学校搭建便捷的交流平台，完善沟通的反馈机制，及时消除由于成员学校管理制度或管理方式差异导致的合作障碍，增进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共识。［24］

学分互认是联盟课程共享的基石。鼓励不同高校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衔接标准，开展合作培养，进行学分互认、转换，拓展学生的学习选择权。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学分转换工作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考虑联盟学校层次的复杂性、类型的多样性、学科的差异性、课程的异质性等特点，通过联盟认证的精品课程对所有学校实行互认学分，对联盟平台上线的一般课程实行学校自主认定学分，在确保实质等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实现课程共享与学分转换。

（三）动态评估，优化利益分配机制

战略联盟的绩效是合作伙伴通过战略联盟实现战略目标的程度，［25］其效果需要通过评估来衡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要树立开放办学理念，同时通过自评和委托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联盟运行绩效进行评价，重点评估课程产品的生产质量和服务质量。一方面，围绕育人的关键环节，对共享课程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进行监测，推进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自评机制，对成员学校在联盟发展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进行定期评价，要对参与度不高和贡献度低且又不及时改进的成员学校依规适时调整出联盟。

互利互惠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合作的现实需求，只有让成员学校尤其是民办职业院校都得到利益，才能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推动联盟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联盟成员之间存在综合实力、课程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客观上存在自身建设与课程共享的悖论，因此在课程联盟章程中要明确互利互惠的基本原则，促进成员学校就投入比例与收益分配问题达成共识。

五、结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进入国家战略序列，为成渝地区教育的协同共进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高职教育与地方产业经济均衡发展，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产业群体的形成，增强城市间的空间聚合度，使成渝地区成为西部地区人口与产业最集中、最具增长潜能的区域。课程联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要牢牢抓住课程这一关键环节，以战略联盟理论为指导，搭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课程联盟组织框架，构建高效的运行机制。推进课程联盟从组织框架构建到运行机制落地，还需要政府部门、学校、行业、企业等各方力量协同推进，与成渝地区经济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紧密结合，依托现代科技为区域教育相对低水平的运行效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课程联盟是一个新的尝试，如何克服学校竞争与教育公平、办学成本降低与学习成本提高、自身建设与课程共享的逻辑悖论等诸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