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从模仿吸收到能力建构: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与经验启示
☞编者按:本期摘编有关国家在推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文章,以飨读者。
魏丽娜 徐沛鋆
摘要: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崛起是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文章对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进行了翔实分析,将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总结为模仿吸收、规模扩张、结构调整、能力建构等四个阶段,并提炼其在教育分权治理、区域政策协同、教育财政创新维度上的演进逻辑。结合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经验,文章进一步反思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从战略驱动、政策支持、制度协同、人才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指导我国西部高校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演进逻辑
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计划》(2001年、2007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省部共建高校计划》(2018)、《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现代化2035》(2019)、《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一系列政策,全面强调了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关键要义,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加拿大高等教育享誉全球,在150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西部各省积极主动推进地方高校建设,涌现了大批诸如萨斯喀彻温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等优质高校,实现了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本文选取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作为分析对象,剖析其在相关战略制定、政策设计、管理制度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等方面积累的先进经验,旨在重新审视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机遇和出路,尝试为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效对策和建议。
一、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663年,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随着魁北克神学院的创立拉开了序幕,此后以神学院为基础的学院建制在加拿大高等教育中发展延续了200多年。随着《不列颠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于1867年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制形成,加拿大获得了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的权力,此后加拿大高等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从地理版图看,加拿大共有十个省份。本文关注西部四省,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曼尼托巴省以及萨斯喀彻温省。根据高等教育阶段特征和各省市发展的不同实况,以1867年《不列颠北美法案》的出台为基点,将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模仿吸收:推进大学管理自治,西部高等教育的奠基时期(1867-1945年)
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加拿大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深受英、法等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观念、模式的影响。联邦政府成立以前,加拿大以培养当地的牧师为目的成立了13所高校,这些高校与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宗教有着非常深的渊源。由于教会派别对立,高校发展缓慢,普遍存在困难多、资金少、在校学生少、教学设施少等问题。加拿大教会学校在1867年联邦政府成立后进行了重大调整,神学观念被削弱,科学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1887年,加拿大颁布的《大学法案》(The University of Act)明确规定了政府资助大学的责任、权利与义务,保障了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来源,推进了加拿大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对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
在《大学法案》的影响下,政府逐步涉足大学事务,大学和政府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为了应对这一情况,1906年,多伦多大学起草了《多伦多大学法案》(University of Toronto Act),明确了大学内部管理模式,规定大学应实行大学自治,摆脱政治权力的过度直接干预。《多伦多大学法案》规定:大学的学术管理由学术评议会负责,而评议会完全由大学自治,其成员由资深学者和学术管理者组成;大学里仅发挥管理和监督功能的“治理董事会”则由政府和高校选举的各50%代表负责。这一法案后来成为加拿大西部新建大学的模板。此后,萨斯喀彻温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塔省在1907-1909年相继出台了本省的大学法案,建立了萨斯喀彻温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
(二)规模扩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时期(1945-1970年)
在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初期,社区学院和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为西部地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大规模建立社区学院
20世纪中期,随着高等教育重心逐步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技术、专业、特长成为就业市场中的关键竞争资本,以技能培训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社区学院自此兴盛起来。社区学院遵循“为就业而培训”的宗旨,能够满足加拿大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学生居住分散且总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例,70年代末政府就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在当地开展访谈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人都对社区学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此阶段,西部地区大规模建立社区学院,实施开放式入学招生政策,招生门槛低,学生只需满17岁就可申请入学。为方便各地学生同时入学,社区学院往往设置2-3个专业校区,并在多个专业社区设置专业学习中心,提供覆盖多个专业的大专、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涵盖职业技术训练、大学预科式教育等基础课程、职业课程和技术课程。目前,加拿大西部共有40所附属于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的社区学院、技术学院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2.衔接产业发展需求
随着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的贡献逐步显现,一般的大学也成立了继续职业教育部门,专攻于多样化的技术培训。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大力支持高校发展职业教育,拓宽职业院校毕业生发展渠道,提高职业技术人才整体素质。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地推动了西部职业教育扩张,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等八所高校于1910-1975年间先后设立了专业的职业教育中心,持续提供面向区域需求的课程与培训。在扩张过程中,一方面,八所高校立足西部社区的产业特点,着重培养社区服务人才,设置社区服务、烹饪烹调、农艺园艺、美容美发等适合社区的特色专业,并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学院发展模式,着力推动专业与产业的衔接;另一方面,积极提供学分转移课程,与加拿大名校达成合作,为高职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渠道,满足学生进一步的求学需求。
3.提供教育资助支持
二战以后,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高等教育事业,旨在促进国家科研和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在此阶段,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得到了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大力资助:一是“大专学生资助项目”(Post Secondary Student Support Program)以及“大学和学院入门准备项目”(University and College Entrance Preparation Program)为西部地区社区学院、大学以及学院等教育机构继续就学的学生提供了交通费以及日常衣食住行的资助;二是“原住民技能与就业合作项目”(Aboriginal Skills and Employment Partnership),为西部地区的原住民团体提供了培训、教育以及获得必要工作技能的帮助;三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资助项目”(Ontario Home Ownership Saving Plan)、“印第安研究支持项目”(Indian Studies Support Program)等资助项目为西部地区的原住民学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三)结构调整:优化内部治理体系,西部高等教育的飞跃时期(1970-2000年)
20世纪70年代,职业教育的快速扩张给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进一步巩固高等教育的成效,加拿大强化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调整了高校财政政策、出台了多元文化政策,推动西部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
1.加强高等教育管理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加拿大西部各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方案,旨在加强高等教育管理和优化院校资源配置。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于1974年通过了新的《大学法案》,成立大学管理委员会来审核批准大学设立新的学位项目和学院,且委员会成员须包含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与此同时,萨斯喀彻温省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教育变革:1973年,建立新的社区学院体系,允许当地居民组成的董事会参与到学校行政事务的管理中;1983年,成立省属机构社区学院,这些学院实行独立核算、独立经营、自负盈亏;1987年,对教育部门进行重组,将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并入教育部,将高级技术培训中心等10所学院和中心合并,成立萨斯喀彻温应用科技学院(Saskatchewan Institut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由政府任命的董事会进行管理;1989年,萨斯喀彻温省政府撤销了地区学院的分支机构,支持地区学院开设独立的课程,同时还放宽了对学院增加硬件设施的限制。
2.调整高校拨款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加拿大受经济萧条的影响,为强化办学效益质量,西部各省纷纷调整高校拨款政策,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自1970年起,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将高等教育的部分经费,用于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开支。从1973年起,阿尔伯塔省调整了高校的拨款政策,将全日制在校学生数和项目支出作为来年高校的拨款基数,综合考虑学校前3年的经费,核拨下一年度的运行经费。1980年,阿尔伯塔省政府设立阿尔伯塔教育捐赠基金等一系列基金,并从阿尔伯塔遗产信用基金中划拨出4.8亿加元为上述基金提供长期资金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曼尼托巴省政府任命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提升大学委员会中大学成员的占比,充分吸收各所大学对拨款的意见,削弱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安大略省则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基础上削减教育开支,通过协调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进一步抑制高等教育的扩张,高校拨款政策进入了修正和稳定时期。
3.推进多元文化治理
由于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群体在教育、就业、寿命等方面的差距,如何将原住民教育融入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加拿大政府和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1982年的《权利与自由宪章》(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 sand Freedoms)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问题,指出少数民族儿童有权利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1988年的《官方语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规定各高校应负有各种责任和义务为少数民族高校学生免费提供多种语言学习教育;同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法》(Multiculturalism Law)强调加拿大保护和促进英语、法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加拿大西部政府在多元文化理念的倡导下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原住民文化保护项目。2003年6月21日,原住民第一所独立大学——第一民族大学(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创建,越来越多的原住民学生进入第一民族大学深造,原住民教育逐步成为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能力建构:巩固教育发展特色,西部高等教育的高峰时期(2000年以后)
21世纪以来,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在分类体系、财政体系、治理体系等方面得到完善和巩固,在更加充实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下逐步构建起了自我发展的能力体系,并由此达到了发展巅峰。
1.强化财政拨款规划
20世纪末期,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公平普及化,联邦政府和各省区市政府逐步提升了针对学生的专项财政资金支持补助力度并进一步完善经费分配机制。在加大经费投入方面,联邦政府于1998年设立了“加拿大千禧奖学金基金”(Canada Millennium Scholarship Foundation),计划自2000年开始连续十年,每年向10万名高校在校生或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并划拨25亿美元用作专项高等教育补助资金。在完善经费分配机制方面,联邦政府在考察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配教育经费,明确了教育经费在高级人才选拔培养、科技成果研发、学生贷款等方面的使用细则,通过“加拿大学生贷款项目”(Canada Student Loans Program)和“储蓄教育补助基金项目”(Canada Savings Grant Program),帮助有困难的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推动教育公平普及化。如今加拿大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入学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据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25岁到64岁的成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9%。
2.完善教育分类体系
加拿大高等教育教学系统分类,以往一般采用重点大学与西部社区教育学院二分法。自2004年起,加拿大统计署将高等教育管理机构(也意即举办中学后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划分为五大主要类型,即大学与可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University Degree Granting Institutes)、学院(Colleges and Institutes)、举办成人教育或中学后教育项目的学校(School Boards that Operate Adult and Post Secondary)、政府创办的特种学院(Government Institutes)和私立职业学院(Private Career Colleges)。在此标准下,加拿大西部各省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完善和分类。以阿尔伯特省为例,该省高等教育资源体系由以下6种亚系统构成:(1)4所公立大学;(2)12所公立学院;(3)5所私立学院;(4)2所技术专业学院;(5)4所职业技术学院;(6)由继续教育中心、3所护理学校、90所1000人左右的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几所宗教学院、4所原住民学院、85家社区学习协会、4个社区联合办学实体等组成的其他学校。在清晰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指导下,一批有特色、高水平的西部高校得到快速发展。
3.巩固特色办学模式
21世纪以来,加拿大高等教育逐渐形成了严谨又不失灵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给予高校充分的教育自主办学管理权力。在西部高校改革办学发展过程中,省政府只对高校招生入学计划和高校学费支付标准等问题进行宏观调控,给予高校在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其他教学科研工作上高度自由的权利,包括高校自主决定设置学校人事制度、课程体系、分配机制等。这促使西部高校办学能够做到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利用自身已有教育资源探寻更适合自身办学发展方式的道路。西部地方政府引导并鼓励各层各类高校积极进行特色化办学发展,重视西部本土化和非殖民化发展进程考察,并高度关注公平和自由包容等其他相关社会议题,推动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沿着特色化、内涵化道路发展。
二、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演进逻辑
加拿大西部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发地区,在演进历程中逐步实现了从模仿吸收到能力构建的提升。通过对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演进历史脉络的梳理,不难发现,教育分权、经济支持以及政策主导构建起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三大演进逻辑。在演进过程中,政府、市场和高校多元主体积极参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推动,最终推动了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
(一)教育分权下的特色发展
根据《大不列颠北美法案》,加拿大高校都是省辖大学(除了极少数私立学校以外),教育事务主要由联邦政府国务秘书部负责。联邦政府不设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只通过资金和项目资助参与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而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各高校由省政府管理,由各省教育部对高等教育负责。因此,在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中,各省都有独立的高等教育管理系统,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方针计划及拨款等事务均由西部各省自行决定,极大地赋予西部地区特色发展的自治权力。
(二)经济支持下的教育创新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推进教育财政的改革与创新。首先,联邦政府通过了《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法案》(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及《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委员会法案》(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构建了科研监督和科研经费机制,促使加拿大科研经费位列发达国家前列。其次,联邦政府出台了《联邦与省财政安排及既定项目拨款计划》(Federal/Provincial Financial Arrangements),为加拿大社区学院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而后,联邦政府设立“加拿大国家学生贷款服务中心”,由政府直接向学生发放贷款,保证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稳定。21世纪初,联邦政府通过《加拿大创新战略》(Canadian Innovation Strategy)改革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采用专项附条件拨款代替过去的无条件一般拨款,提高了财政拨款的可问责性,建立了大规模的奖学金体系对学生进行资助,在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同时,形成了以奖学金和补助为主的学生资助体系,为高等教育的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三)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协同
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纵深方向离不开政府政策的驱动。一方面,加拿大西部政策在引导和鼓励地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发展背景下,加强了校际合作与交流,校际联盟的合作不再局限于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四省市加强了创新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探索,高等教育共享资源和合作机制有所拓展。联邦政府通过了《产业研究扶持计划》(Industrial Research Assistance Program),一是推动各级政府、企业与大学之间开展合作,采取科研管理和经费机制促使各大学参与科研竞争,加速大学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二是通过《卓越中心网络计划》(The Networks of Centres of Excellence Program)、《加拿大创新战略》(Canadian Innovation Strategy)等项目和计划构建加拿大国际化的科研人才网络和未来整体创新能力,通过强化官方主导、促进民间配合,保持加拿大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的领先地位,为知识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
三、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与启示
当前,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给西部高等教育提供了高水平国际合作和竞争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我国西部高校在教学质量、办学机制等方面仍然较为落后,难以满足西部地区不断上升的高水平人才需求。在此情境下,振兴我国西部高等教育、走出特色发展道路变得尤为关键。从地理、资源和人口分布看,加拿大西部地区与我国西部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它们是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后发地区,振兴经济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其面临的关键挑战。当前,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西部高校的发展仍然存在战略布局不足、政策体系不明确、人才培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汲取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经验,对新时代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建设具有深刻启示。
(一)战略驱动,制定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划与方案
自《大不列颠北美法案》生效后,加拿大充分考虑西部教育的建设现状,着眼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与需求,强化顶层战略对西部高等教育的指引作用,为其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奠定了先决条件。从大学管理自治到社区学院扩散,从内部结构优化到高校特色发展,联邦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战略规划为促进西部高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战略基础。因此,针对我国西部高校存在的顶层设计不足问题,国家和西部地方政府首先应加快破除“西部高等教育”标签束缚,全面确立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提升“西部高等教育”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其次,凝练西部高等教育特色发展战略,探索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学校办学能力发展紧密结合的路径与策略,凝练西部高等教育的建设方案和发展模式。最后,加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拓展西部高校与中亚、西亚等国家进行的产业合作、产能合作、人文交流合作以及投资贸易合作,发挥西部高等教育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等领域发挥核心引擎作用,为西部地区发挥“一带一路”倡议桥头堡作用提供动力支持。
(二)政策支持,对接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与资源
在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联邦政府始终以宏观政策为基础,从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对西部高校提供精准支持。尤其在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巩固的后期,联邦政府的政策支持为西部高校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支持。为推进和巩固西部高校的发展,我国政府要强化对西部高校的精准扶持。首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高校实施精准帮扶与管理,以加强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制度供给。明确阶段性的战略目标主题,以政策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地位及重要功能,不断提高政策的集成度、精准度、创新度。其次,加大经费的资助投入。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普通高校的经费拨款总额,提高生均经费,加大对西部高校重点课题的资金支持力度,重点鼓励西部地区的特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扩大完善西部高校受益范围。最后,加强资源的特色配置。完善中西部高校预算拨款制度,健全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将高校财政拨款、考核结果评价、绩效考核奖励等与高校的办学发展基本状态和高校发展战略特色进行挂钩,引导高校根据立足实际,结合各自实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促进办学定位合理化、办学发展特色化,保持可持续发展动力。
(三)制度协同,支撑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发展与运作
体制机制是激发西部高等教育办学活力的重要抓手。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等西部高校的崛起与政府强有力的产业制度供给密不可分。在教育与经济共生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政府应顺应产教融合的规律,实现西部高校的集群发展。首先,构建西部高等教育协同创新体系,推动西部地区政府、高校、社会、企业多维协同多方联动,激发不同创新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发挥西部高等教育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核心引擎作用,为西部地区形成全球竞争力提供动力支持。其次,推进西部高校与社会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健全互联互通的创新网络,构建开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教育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及再平衡,实现教育、科研、人才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最后,提升西部高等教育的治理效能,突出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指导作用,重点着力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合理布局,以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建设为骨干节点,提升西部高校的辐射能力,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四)人才建设,构建分类分层西部人才培养体系
自我造血能力是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在结构调整和能力建构阶段紧密结合地区发展,根据产业经济需求完善人才培养类型与层次,从特色办学和人才供给两个维度突破,实现了西部院校的持续造血和发展。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今天,国家和政府应当更加明确西部高校的办学层次,提升西部高校的办学质量。首先,构建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明确西部高校不同层次人才培养侧重点,形成多样的高等教育结构。立足西部开发开放的时代背景,构建相匹配的分类分层培养体系,明确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等职业院校的功能定位,统筹各类院校协调发展,提升西部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差异化。其次,强化西部高校的办学质量。推动“政产学研用”结合,构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体系,以行业的内在结构和实际需求为导向,设置特色化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调整学科专业、考试招生制度等方面,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战略思维的高质量人才,提升西部人才的创新力和服务力,助力西部高校的崛起。最后,引进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立足自身优势条件,聚焦地方发展需求和战略性产业,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出台并落实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引进政策与措施。
四、结语
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着力点。纵观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演进逻辑,其能实现快速崛起取决于分权的治理模式、协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以及稳定的政策支持,未来加拿大西部高等教育将继续在振兴西部经济以及发展多元文化等方面进行突破。中加两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必须意识到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并非一日之功,只有通过持续完善落实西部教育政策体系、调控西部区域产业经济、加大西部院校财政支持以及提升西部院校治理效能,才能真正实现西部高等教育的超越与创新。
(参考文献略)
田虎
摘要:结合美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各州实况,可把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模仿、追随、并行、创新、卓越五个特色鲜明的发展阶段。历经百余年的变革与创新,美国西部高等教育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模仿东部到别树一帜的崛起之路。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对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与西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具有深刻启示:大学的崛起有赖于政府政策的坚定支持、多元主体的投入保障、立法兴教的法制管理、服务时代的办学思路和乐观创新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美国西部高等教育;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双一流建设;西部地区
2013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旨在振兴西部高等教育。201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7号),指出要“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2018年2月,在部省合建中西部14所高校工作推进会上,为深化实施《振兴计划》和“一省一校”,教育部强调会全方位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遏止区域高等教育失衡的格局。伴随国家政策的导向变化,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备受关注。目前,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已经从零星研究发展为专题研究,从研究热点发展成为研究领域。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是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西部高等教育从最初的落后状态,到后来奋起直追,直达卓越,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别树一帜。其发展经验对我国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肇始与基点
美国地理版图大体可分为四个区域: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美国西部包括西部山脉区域和太平洋区域。山脉区域包括阿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共计8州。太平洋地区有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共计5个州。本文所指美国西部在范畴上即指前述13州的地理区域。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此后拓展疆土的愿望激起了人们征服新大陆的西进运动。在100多年的西进历程中,随着美国领土向西拓展,西部人口增加、经济发展、铁路建设,东西部联系日趋紧密。越过了山脉西进的人们,在到达太平洋海岸的同时也带着自己的学校。
从最早建立高校的时间看,美国西部每个州都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大学院校。1842年,在俄勒冈地区的萨勒莫出现了西部地区第一所大学——威拉姆特大学,标志着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史的开端。1851年加利福尼亚州最早纳入联邦版图,同年该州首所高校——圣塔克拉拉大学建立。1864年内华达州继加州之后加入联邦,1874年该州建立了首所大学——内华达州立大学雷诺分校。其它10州在纳入联邦之前,就已经建有学院或大学,但因纳入联邦时间普遍较晚,所以大学建立时间只是相对较早,实际上除了1850年建立的犹他大学和1864年建立的丹佛大学以外,其它各州的最早建校时间都在内战以后。例如,蒙大拿州在1878年有了落基山学院,亚利桑那州在1885年有了亚利桑那大学,怀俄明州在1886年有了怀俄明大学,爱达荷州和新墨西哥州在1888年分别有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1959年加入美联邦的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前者在1907年才有了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后者在1917年才有了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当时名称为阿拉斯加农业与矿业学院。与同时期美国东北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相比较,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体上起步很晚,基础薄弱,起点很低。
二、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各州实况,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模仿:学院建立,西部高等教育的奠基时期(1860年以前)
19世纪中期以前,西部作为美国新开发的地区,大学教育能为中低阶层的年轻人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大学教育通过培养牧师、教师、律师、工程师,为人们进入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一张有能力支付的入场券。该时期的西部地区与南部地区,在私人捐赠强调慈善和公共服务的背景下,学院发展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持久支持,大学建设与招生的规模发展速度最快,形成了一个学院建设的高潮。根据1787年《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新建州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都获得了国会支持高等院校建设的赠地。
西进运动中,教徒数量激增,教派迅速分化。在宗教不断分化的过程中,每个新建的教派都要建立自己的学院。这些学院在传播信仰的同时,也会传播相关的课程思想、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该时期大多数学院都为教派所办。从1830年到1861年间,美国共计出现了133所新学院,且都与教派具有紧密联系。该时期西部学院的发展,以加利福尼亚州的表现最为典型。1851年加利福尼亚州加入联邦时几乎没有任何类型的学校。但在加入加州当年,卫理公会和天主教会的信徒就分别在圣何塞和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筹建了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并将其注意力转向公立学校体系的建立。1853年,天主教耶稣会所创办的圣塔克拉拉学院(Santa Clara College)开始提供大学课程。1857年加州州立大学圣何塞分校成立,拉开了加州地方大学的建设幕布,成为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第一所教学型大学。
1853年新派长老会和公理会的联盟在奥克兰建立了一所预科学院,1855年成为加利福尼亚学院,次年选定了校址——伯克利。作为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式的教育机构,其管理者——新派长老会和公理会的信徒们,则渴望将其建设成为“西部的耶鲁”。学校的创办者和董事们拥有的宏大愿望就是“为加州建立一所大学”,尽管其“被笼罩在基督教的精神和影响之下”,但是它并不处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成为完全没有教派性质的学校。 这奠定了后来的加州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伯克利加州大学。
在西部其它地区,俄勒冈州在加入联邦之前就已建立了发展至今的威拉姆特大学。犹他州虽未加入联邦,但已建有犹他大学。其它各州则尚未建立本区域的大学。与美国东北部高等学校的肇始时期相比,西部早期出现的高校与东部高校具有很多共性:基本依靠私人捐赠或宗教团体资助,均为私立学校。课程内容的设置受到时代需求的深刻影响,注重虔诚式的博雅教育,着重于拉丁文、希腊文等古典主义课程教学,主要以智力训练为主,旨在于培养牧师和公务员。学校数量少,办学经费紧张,招生规模很小。平均下来,1850年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在校人数约为50人左右。
(二)扩张:学院分化,西部高等教育的追赶时期(1860—1890)
内战以后,美国迅速走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接受学院推行的本科教育,是美国中产阶层确保子女进入某个专业群体的通行证,大学由此具有了相当的吸引力。在西部城镇建设过程中,地方主义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各式院校的突出特征,城市、宗教、市民往往热心支持在其居住城镇建设学院,以此作为一个城镇应有的公共服务机构,由此出现了“热心学院”(booster college)运动。1862年,联邦出台了《莫里尔法》(Morrill Actsof l862),高等教育被列为联邦大型动议的附加项目,成为间接受益者。公立院校受到联邦与州政府的有力支持,获得了迅速发展。例如利用政府拨给的公用土地,1864年加入联邦的内达华州终于在1874年建立了本州的第一所院校——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
《莫里尔法》的出台导致西部各州公立大学的发展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高等院校种类趋向多样化。“热心学院”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利益群体都会试图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院校,体现他们的办学传统和培养目标。由于各式院校大多只招收住在附近地区的学生,因此根据地理位置就能大概确定某所院校在类型和特点方面是属于女子学院、黑人学院还是教会学院,是神学院还是文理学院。《莫里尔法》的出台,给公立院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引擎,高等教育生态逐渐从原本的私立院校一支独秀走向公立院校与私立院校两花斗艳的态势。
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趋向类型化。由于《莫里尔法》并未规定各州应该实施的具体课程,因而一些州除了兴办农工学院以外,还将赠地资源用于建立博雅人文学院。最为典型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它将奥克兰的加州学院改造成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加州大学系统的首所学校。随后建立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不再招收本科生,奠定了加州大学系统的研究型性质。同期,1887年加州第二所州立大学奇科分校成立。至此,加州研究型大学系统与教学型大学系统的雏形已经建立。
三是高等教育功能趋向专业化。该时期,在尚未加入联邦的科罗拉多州,1864年创办了该州最早的高校科罗拉多州神学院。在加利福尼亚州,1873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建立,类似于一个独立的医学与生物学学院;1878年加州大学哈斯汀法院建立。在尚未加入联邦的华盛顿州,1876年华盛顿大学向其第一个毕业生颁发了科学学位;1882年私立的文理学院惠特曼学院(Whitman College)建立。在亚利桑那州,1885年成立了第一所师范学校坦佩地方师范学校。在犹他州,1888年犹他农学院建立。在尚未加入联邦的新墨西哥州,1889年成立了新墨西哥矿业学院(New Mexico Institute of Mining)。
四是州内高等院校出现分化。《莫里尔法》的出台导致了州内高等教育的分化。在西部的俄勒冈州,1868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利用政府赠地亲自主持建立了俄勒冈州立大学,1872年俄勒冈州立法会又批准建立了俄勒冈大学并多次拨款支持,造成了双雄并立现象。
相比于内战之前,该时期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展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实用性和多样性。由于对学院称呼的不同理解,这时候被称呼为学院的学校实际上可能是文理学院、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也包括技术学校、成人学习中心、初级学院、社区学院、研究院等形式,也可能是一所专科学校、技术学院、专业学校、培训中心等。每所学院都不断尝试着各种不同的办法吸引生源和捐赠,学院为每个个体提供的入学机会甚至比选择机会增加更快。为了吸引学生,新的课程不断被增设,课程除了重视拯救灵魂以外,也注重塑造品质,开始转向虔诚与才智同存的现代形式的博雅教育。本科生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其鲜明标志就是课程的宽泛性和实用性,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查尔斯·艾略特在哈佛学院率先推行的课程选修制改革。学院总体上规模较小,目标和功能比较简单,主要以技能训练为主,着重于农、工、商等方面的实用主义课程教学,旨在于培养实用性人才。
(三)并进:大学孕育,西部高等教育的提升时期(1890—1920)
该时期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以高深学术和专业研究为特征的大学创建的时代已经到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慈善捐款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创立和发展。19世纪末,美国企业创造出了大量可供自由支配的财富,使大笔慈善捐赠成为可能。在高校演化过程中,宗教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核心作用,直接影响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塑造和资助。制图工艺的技术革命成倍增长了慈善捐赠的社会效应,使慈善捐赠成为践行宗教信仰,赚取社会声誉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工业界的开路先锋们发起了该时期的第一波大规模捐赠浪潮,社会慈善事业大幅发展,学院与大学获得的慈善捐赠成倍增长,新型大学发展日新月异。
在爱达荷州,1913年基督教成立了以文理科为主的西北拿撒勒大学 (Northwest Nazarene University)。在加利福尼亚州,1891年诞生了日后历史上两所伟大的私立学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1900年,赫斯特夫人为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设施建设捐献了大笔资金,使其古典风格的“校园美景”成为其它大学争相模仿的对象。捐赠热情一直持续到了一战末期,使大学既是观光胜地,也是灵感之源。
二是政府投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887-1914年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条款,这些法规将州立高等教育与农业、军事训练、采矿等领域紧密相联。联邦和州的某些大型项目由学院或大学承担,已经成为一项重大和持续的国家政策。最为典型的就是1890年出台的《莫里尔法》,除了为赠地项目补充联邦资助以外,还批准建立了一批新的赠地学院。上述因素掀起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波立法与投资热潮。在这些法规政策的实施中,州立学院获得了设备和人员补充,得到了奠定进行应用研究基础所必须的大量资金。这为西部地区大型赠地大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其获得了追求和践行威斯康星大学精神的财力。在爱达荷州,1889年建立了爱达荷大学,1901年建立了爱达荷州立大学。在华盛顿州,1890年建立华盛顿大学。在此方面,加州提供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良好范例。该时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得到了快速拓展,从1897至1913间的十多年间,圣地亚哥、旧金山、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弗雷斯诺和洪堡五所分校相继建立;1919年加州大学系统的第四所大学洛杉矶分校建立。
该时期,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卓著,从内涵建设看,西部成熟大学在发展高度上已经与东部的成熟大学比肩并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形成了与东部比肩的办学理念。以秉持全州上下通力合作和招生的模式,将实用教育、品格教育和公民教育紧密融合,旨在于培养下一代的州领导者和公民为突出特征的加州理念已经生成,充满进步主义特色,并在实践中深深扎根。这一理念不仅使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很早就在工程师和公职人员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功,也促进了天主教学院、师范学院、女子学院等其它院校发展。
二是形成了与东部并行的管理模式。工业组织为高校结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大学院校开始显露出一些共同的结构和管理特征,学科和院系已经开始得到高校的普遍认可,全国性的学科组织已经出现。学院模式趋向于一种共同的范式,不同地方的院校生活经历开始变得完全相同,以致于加州的波莫纳学院试图劝告未来的学生,到“遥远的西部”上大学跟“回到东部”具有同样的吸引力。1900年,14所大学校长共同创建了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荣列其中。这是美国大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更是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从数量规模来看,西部高等教育虽然发展迅速,但与东北部地区差距明显。从单校规模来看,与东部地区的芝加哥、哈佛、耶鲁等新型大学相比,西部高等教育尚有一定差距。以斯坦福大学为例:从其注册人数看,东北部的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等大学,每所大学的注册人数都在4000到5000之间,而斯坦福大学的注册人数还处在2000以下。以哲学博士培养项目为例,东北部的成熟大学在世纪之初的十年中每所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都超过了200,斯坦福颁发的哲学博士学位还在100以下,明显较少,西部州立大学则更少。这种状况反映了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大学的规模差距以及本身的不成熟,资源与合格生源的缺乏。
(四)创新:结构创新,西部高等教育的飞跃时期(1920—1945)
这一阶段,来自大工业财富的大额捐赠被用于建造新的校园,完善校园设施。高中毕业生的日益增加为大学提供了稳定的生源,大学的入学人数迅速增加。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学院和大学的入学人数增加了五倍多,加剧了机构的变化性,入学模式开始转型,管理系统日益复杂。该时期,比起捐赠一个教授席位,捐赠者更愿建造一栋大楼。从天文台、实验室等科学设施到学生宿舍、运动场等生活设施,大学从不吝啬设计和建设费用,校园建筑变得气势宏伟。大学运动精英已经遍及全国,校际体育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课程选修制的弊端正在日益显露,学生选课时避重就轻,为了学分投机取巧;学位颁发比率迅速走低。校园活动弥漫着强烈的享乐主义,日益受到指责。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潮流暗流涌动,教育吸引力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沿岸移向太平洋海岸线。总体来看,该时期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飞跃。
1.组织结构创新
一是新建学院。在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出现了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革的方法,就是创建“新学院”。这种新学院,除了提供纯智力训练之外,还提供需要后天培养的品质和能力,以便培养出在任何团体中全面发展且得到重用的人。针对本科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校改革者开始实施教育革新计划。校长、董事会成员、教师、员工和学生释放出强烈的改革力度和激情,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矫正方法,改革课程体系、奖评体系和教学方法,完善校内建筑布局等等。根据伯顿·克拉克的观点,这一时期校园改革与创建“特色学院”的关键是教育危机与超凡领导的同时出现,西部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Reed)就是真实写照。但是总体来看,这些体现改革思想的特色学院在二战前的西部地区并没有成为学院和大学的主要特征。
二是拆分学院。在加州的克莱蒙特市,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革的方法,就是实施 “克莱蒙特计划”。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学院的壮大,波莫那学院开始采取限制注册人数,然后把部分院校拆分成小型学院,从而产生了一种适应现代美国大众教育的“牛津计划”——蜂窝般的住宿学院群能够共享图书馆以及其他设施资源,同时允许各个学院享有自治权及履行其特殊使命。这个决策使得波莫纳学院在保留其优良的小班文理教学的基础上能够获得宝贵的大型综合性大学的设备和资源。克莱蒙特计划为人口密集而又重视教育的地区提供了一种值得信任的结构。 “克莱蒙特学院联盟”作为一种创新性的高等教育联盟,其联盟形式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独具风格。
2.治理结构创新
一是“大学公司模式”的产生。该时期,作为高等教育重要投资者的各类基金会,改变了慈善捐赠策略,不再直接创建新校园,而是倾向于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大基金会联合起来共同为美国高等教育树立标准,通过使用调查工具对单独的院校进行治理,或对院校进行分类以形成州的系统,然后采取系统性措施进行监督,并为其标准的广为实施而努力。他们倡导校园向“公司模式转变”,大学治理主体迅速由原来的教士群体转变为公司的行政长官、律师和银行家,高等教育的管理革命正在来临。
在公司模式的影响下,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氛围发生突变。在联邦为研究拨款时代到来之前,斯坦福大学成为推动校园与公司合作研发的先锋,不能为学校带来研究合同的学院,会受到审查甚至惩罚,学校的课程规划也显示了明显的公司模式。到1940年,斯坦福大学已经成为典型的具有多元特性和表现形式的美国大学,在学校治理中既支持高性能、实用性强的应用研究又不束缚传统田园式的本科社交生活和多元运动活动。这种综合方法运行效果最为鲜活有力的证据就是“硅谷”的产生,斯坦福模式的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房东和商业催化剂角色日益成长,最终发展为创业型大学模式。
二是多校系统模式的产生。西部州立大学已经成为该时期最为著名的州立大学,太平洋海岸线的州立大学成为有名的成功故事。美国新型州立大学激增的核心在于校长领导风格的创新,加州的例子最为典型。根据基金会以纽约为例制定的全国标准,时任加州大学校长的罗伯特·斯普劳尔(Robert G. Sproul)应该依赖州和地方发展州立大学。通过大规模的校友募捐活动,加州大学克服了加州议会对大学投资的长期不足。大学的注册人数一度达到25000人。师资队伍建设也取得了卓越成就,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从耶鲁大学引进了年轻的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其开办的实验室彻底革新了大学的大规模科学研究。到1936年,加州大学不再把自己置于古老东部沿海大学以下,而是形成了一种新模式,即具有拓展性、多重目的性、遍及全州的多校系统。这标志着高等教育治理方面的结构创新。
3.类型结构创新
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独特发明——“初级学院”产生了。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把两年初级学院作为划分本科学习前两年与后两年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工具。在中西部和西部,这种理念与地方创新计划观念融合起来创建了一种学术性学校,学生在这种学校中读两年后能够转到四年制学校完成学士学位。初级学院这一机构完全是地方创新计划的产物。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读费用低廉大学的机会。在加州,对这种新的机构需求尤为明显。到20世纪30年代,加州已经建有49所初级学院。初级学院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美国等级制州立大学系统的坚实基础。自此,美国公立高等学校三大系统:研究型、教学型和技术型大学系统基本形成。
(五)卓越:面向大众,西部高等教育的高峰时期(1945年以后)
二战后社会转向和平的过程中,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合作日益密切,联邦政府开始致力于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推动高级研究发展。联邦资金逐渐成为许多大学运行的主要因素。1960年,高等教育从联邦获得了大约15亿美元资助,在20年间数额增长了100倍。在此背景下,西部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高峰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加州大学。
二战后的第一个五年,州政府给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拔款增长了24%,而且这所学校还招收了大量的退伍军人,获得了大笔发展资金。1947年《生活》杂志在摄影文集中称“加州大学: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是大众教育的典范”,8个校区共有43600名全日制学生,年度运作预算达4400万美元,免费为本州居民提供高等教育,备受世人瞩目。同时期,加州的州立学院和初级学院也有重大发展,形成了与州立大学的竞争态势,由此摧生了《1960年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出台。该规划对各州的社区学院、综合性学院和大学的职责进行了划分,形成了能够容纳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治理结构,规范了不同层次和类型高等教育的发展秩序,建立了加州高等院校的协作关系。截至1965年,由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加州初级学院组成的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形成,不仅成为引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典范,也是举世瞩目的全球范例。
在战后科研经费竞争环境中,西部高等教育表现卓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率先在应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为联邦项目输送各种设备和人才,位于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就是明显的例证。以前持续寻求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的斯坦福大学,也积极转向联邦赠款平台,资金来源结构出现变化。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国防部开始资助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学研究时,斯坦福大学得到了迅速发展。1959年,斯坦福大学工学院院长提出将1000英亩土地租给业界或校友,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土地换来的巨大收获将斯坦福置于美国科技前沿,该地区后来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硅谷”。今天,斯坦福已经成为美国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与同处于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加州大学共同构成了美国西部的学术中心。
1959年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先后加入美联邦,形成了当今美国西部地区的十三州版图。该时期,除加州以外,西部其它各州的大学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华盛顿大学加强了其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亚利桑那州的一流州立大学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因为这些州的经济繁荣为社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同时也促进了该州主要大学的发展。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成立之初,西部高等教育仅有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入新世纪,进入美国大学协会的西部高等院校数量,已经从2所增至11所,散布于太平洋区域的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以及山脉区域的科罗拉多州,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坐落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华盛顿大学,作为美国西海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已经成为美国十所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被誉为公立常春藤,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密西根大学齐名。作为一所公立学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研实力已经享誉世界,从2016到2018年连续三年被U.S. News & WorldReport 评为美国最具创新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分列二三位。2018年,在杂志媒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U.S.News美国主要研究生院排名”中,作为美国西部大学的领头羊——斯坦福大学,在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统计学、物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均排名美国大学首位。同时期,由10所公立大学组成的加州大学系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被誉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范”。作为加州大学系统创始校区的伯克利大学,以自由、包容的校风著称,与斯坦福大学共同构成美国西部的学术中心。截止2020年10月,仅仅在伯克利大学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就产生了110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三)、14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四)和25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三)。在“2020 US NEWS排名”前50所顶尖大学中,西部大学已经达到12所,占到了总体数量的24%。至此,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团队的强势力量,在全美高等教育格局中别树一帜。
三、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启示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7号)等文件,旨在于全方位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格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其西部高等教育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从模仿东部建立学院到在全美大学中别树一帜,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崛起之路,跻入了全美高等教育的前列位置。在我国全方位提升西部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背景下,系统分析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崛起经验,对新时代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刻启示。
(一)经济支撑、政府支持是西部高等教育崛起的坚实基础
二战后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为西部各州建立本州的高等教育系统,为西部大学与东部大学竞争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崛起实际是美国西部经济飞速发展在教育领域的反映。随着西部各州经济实力的增强,从19世纪后期的“学院分化”到“一战”后的“校园繁荣”再到二战后的“黄金十年”,联邦为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兴教活动本身,就为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要从根本上推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加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出台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大力促进西部的经济发展,从而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经费多元、途径多样是西部高等教育崛起的投入保障
稳定充足的经费支撑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条件。在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始终持续而多样化的经费来源为西部学院和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投入保障。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投入包括两类:社会投入,主要指教会投入和私人投入;政府投入,主要指赠地投入、直接投入和项目投入。这些投入在不同时期作用不同,但都为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经济活力。同时,西部院校也能积极通过多种途径筹措资金:通过培养学生的院校自豪感和校友忠诚度在未来获取潜在捐赠,通过建立校友会等组织或开展游说活动主动寻求外部捐赠,通过与企业合作为企业培训人员或提供技术以获取收入,通过积极参与联邦主导的项目获得政府的科研项目经费等。当前,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在西部经济发展整体落后的背景下,国家和西部地方政府应该加快制定鼓励企业和私人捐资助学的政策法规,为西部高校发展构建多样化的投入渠道。同时,西部高校应该积极投身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通过向企业输送人才和技术,为社会提供培训和咨询等方式拓宽筹款渠道,为学校发展构建更好的物质保障。
(三)立法兴教、依法治教是西部高等教育崛起的制度保障
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自始至今都处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在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西北土地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用土地收入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莫里尔法》和《史密斯-休斯法》有力促进了西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国防教育法》有力资助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此外还有《高等学校设备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有力促进了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已经成为教育领域最为基本的治教方针。通过立法,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责任、途径与举措列为法之规定,能够有效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权利和责任,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以法保障和促进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够有效排除经济起伏、人事变化等客观因素的负面影响,保证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与战略实施的稳定有序。
(四)立足现实、服务社会是西部高等教育崛起的办学路径
在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个阶段,大学都能实现学校需要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积极贯彻实用主义发展路线,及时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调整学校发展方略,通过服务社会实现了院校的飞跃发展。内战以后,西部新建学院能够积极从现实需求出发,着重于为社会发展培养农、工、商等实用性人才。1990年代后,以斯坦福大学为典型代表的西部高校能够积极向社会输送科技人才,提供技术支持。二战以后,西部高校除与企业紧密合作外,能够积极为政府科研项目提供设备、人才和技术。新时代,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正处在国家战略机遇期,正处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在此背景下,西部高等院校应该立足西部,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地区发展实际,制定学校发展战略,明确学校发展定位,积极满足国家战略发展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与技术需要,借机积聚办学优势,提升办学水平。
(五)乐观进取、创新观念是西部高等教育崛起的精神动力
美国西部各州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模仿、追随东部学院到与东部大学并肩前行,不断追求卓越,终达别树一帜的发展格局,根本原因就在于西部办学者具有强烈的乐观主义和进取主义精神。在美国高等教育转型中,西部高等院校表现得敢为天下先,在多个方面引领高等教育的改革潮流,率先创新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和课程结构,率先在全美组建教育联盟,率先推动校园与公司合作研发,率先形成具有拓展性、多重目的性、遍及全州的多校系统。美国西部高校的乐观进取,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为新时代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借鉴,启示我国西部高等院校在发展中要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乐观进取,在改革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飞跃。
陈先哲
摘要:技术、地域与组织的多重逻辑与互动机制,解释了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崛起的奥秘。技术驱动下,斯坦福大学异军突起,并成为新型大学的引领者,加上大量技术创新需求的涌现,带动了湾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发展,并初步形成集群。湾区地域优势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创新,并带来大量人才集聚,促使高等教育集群继续扩张升级。为了适应技术创新和地域优势的需求,湾区高等教育发展出新的组织逻辑,表现出供应链、市场化、交互性的典型集群特征,使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真正崛起,并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的升级。
关键词: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技术逻辑;地域逻辑;组织逻辑
关于湾区高等教育,流传最广的是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传说,并令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更添“神话色彩”。这个神话最为动人心弦之处在于大学与高新科技公司的良好互动,不但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还掀起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潮流。但是,作为单个机构而被反复传颂的神话总是过于强调个体英雄主义,需要祛魅和还原。事实上,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之所以走出一条和美国传统高等教育不同之路,其主要表现是形成和发展出了一个与区域产业高度互动的高等教育集群。而且,尽管当前关于美国湾区高等教育已经有很多研究,但大多将之作为一个已经树立的创新创业教育标杆进行比较借鉴,更看重结果而简化进程。多数研究都对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逻辑关联语焉不详,似乎大学与产业高度互动并形成高等教育集群的理念能够迅速产生,并被奉为圭臬。但是,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什么特别条件?为什么会产生在旧金山湾区而不是美国其他地方?其崛起处于什么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美国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有何机制关联?这些都是已有研究尚未清楚解答的问题。而且,许多研究只是侧面回应或从某个视角切入,基本都属于单因素的解释。然而,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崛起之谜既涉及高等教育内部的主动变革,又涉及高等教育外部的产业需求和时代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程,单因素的解释多少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要更加完整地回答以上问题,需要考虑多个因素且厘清彼此之间的机制关联,或可称之为“多重逻辑的解释”。周雪光曾在制度变迁研究领域提出过“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涉及多重因素和机制的复杂过程,单一的分析框架常常无法做出有力解释,需要建立多重逻辑框架对不同群体间的行动逻辑以及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湾区高等教育的形成与崛起正是这样一个涉及多重因素和机制的复杂进程,也只有恰如其分地认识和厘清各因素和机制的作用与相互影响,才能对此予以更为通透的解释。因此,本研究也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技术—地域—组织”的多重逻辑分析框架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机理进行理论解释。研究一方面立基于对美国尤其是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史的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立足于研究者与研究团队于2019年8月至10月围绕本文核心研究问题,在旧金山湾区对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等10所高校和智库机构开展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
一、技术逻辑:技术创新之下的湾区新型大学崛起与高等教育集群形成
(一)技术驱动之下的“斯坦福神话”:湾区新型顶尖大学的崛起与引领
如果对“斯坦福神话”的产生进行溯源,一位必须提起的关键人物是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教授。特曼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后成为院长,他改变了斯坦福原先保守的立场,并成为斯坦福大学发展转型的关键人物。在旧金山湾区起势之前,位于东海岸纽约湾区的128公路地区早已借助传统工业的优势遥遥领先,众多东部传统名校也集结于此。因为“二战”的原因,东部大学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量军工项目合同,尤其是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正如日中天。特曼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因此开始之初他和斯坦福大学更多是在模仿麻省理工学院,利用他在华盛顿的关系为大学实验室和当地公司吸引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但是无论如何努力,斯坦福大学相比更靠近华盛顿的东部大学,尤其是麻省理工还是有巨大差距。因此,特曼开始寻求转型——把最大的努力用于建立斯坦福大学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纽带。他坚信:“如果西部的工业和企业家们要有效地维护自己长期的利益,他们就必须与西部的大学尽可能地合作,并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因此,特曼为合作纽带的建立和巩固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既鼓励教师与学生熟悉和参与当地电子公司的业务,又鼓励当地的商人们了解斯坦福大学正在从事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其公司所能提供的帮助。特曼教授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促进了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区的发展。这个重要创举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帮助发展了学校同当地电子公司之间刚刚萌芽的合作形式:最初只要每年支付1万美元,公司就可以和大学任何院系的实验室建立定向联系。很快,随着斯坦福大学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工业园区的合作建设,接踵而至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大学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可以说,在将科技区的模式从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转移到西部硅谷地区的过程中,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和当地产业之间建立起比128公路地区更为开放和互惠的纽带,走出了一条发展新路。“斯坦福大学的领导者由于缺乏与政府的联系,或者说不容易接近华盛顿方面,便积极地推动新科技企业的形成,积极地与地方工业讨论合作”。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集大学研究、军费赞助及企业家为一体的模式使硅谷地区工业发展获得了自我增强的能力,“在30年的时间里,圣克拉拉谷已经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技术复合群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被公认为美国电子革新与生产的中心,128公路地区以微型计算机而闻名,而硅谷则擅长制造商用半导体。
(二)大量技术创新带动湾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集群形成
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与硅谷神话的形成可谓同频共振,但支撑硅谷乃至整个湾区产业迅速发展并非仅靠一所大学,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128公路地区的制造商已把他们在计算机生产领域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让位给了硅谷。西部的生产厂商们创造了一个与东部的老工业体系极为不同的崭新工业系统,这个系统和高等教育的紧密程度远超以往,甚至重塑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和运行方式。新兴产业和电子技术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驱动了更为广泛的高等教育群体参与,并且自觉地形成了分工,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初具雏形。相比传统工业,湾区新兴产业由多样且灵活的组织构成,这些组织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机遇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大大丰富了湾区高等教育的层次,这是形成高等教育集群的重要基础。整个20世纪中后期,是技术产业驱动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形成的主要时期。从60年代的半导体到70年代的处理器、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以来的互联网,硅谷一直引导着高科技产业的方向,也引领着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正好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主持的《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1960—1975)》的颁布实施,加州建立了以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加州社区学院三级结构为主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加上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私立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以多层次和多形式为重要特征的加州高等教育系统开始闻名世界,号称“世界上最杰出的高等教育系统”。而其建立和旧金山湾区的产业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尤其是其三个层次正好满足了湾区产业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研究者在斯坦福大学访谈了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他曾从组织学的角度研究了湾区高等教育系统与产业的互动。他谈道:“像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大学培养了企业家,提供合作伙伴,越来越多从事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教师创办和拥有公司等。但是谁来实际落实生产运营呢?这就是圣何塞等州立大学的作用,当然还有社区学院。它们不仅培养工程师,还有企业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等。”我们也对号称“硅谷神校”的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进行了重点调研,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多位受访者都自豪地说他们培养的学生才是硅谷的骨干力量。因为圣何塞州立大学比其他任何学校都更靠近硅谷,学生在读书时就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实习机会,科教融合做得非常好。加州高等教育系统还有大量这类应用型大学以及社区学院,都为湾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人才支撑。
另外,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多层次上,还体现在多类型上。硅谷对于技术的尊崇并没有吞噬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反而技术扮演了一种连接器的角色,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机会,比如中介、金融、服务业等。我们在圣何塞州立大学访问了人类学学者英格里斯·卢克(English Lueck)教授,她早年出版的《硅谷文化》(Culture of Silicon Valley)一书曾引起很大反响,并提出了“技术文化”的概念和解释——认为技术创新带来的连接使得大量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间接参与者也得到培育,不同类型人群、产业共享一种具有融合性的“技术文化”。因此,即便是人文社科也会从技术文化中获益。在湾区调研中,研究者反复向受访的人文社科学者求证一个问题:“在硅谷从事或学习人文社科会不会被边缘化?”几乎所有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硅谷技术创新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另外技术应用会产生很多新的社会问题,并需要人文社科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两者其实是互相受益的。因此,技术创新创造出对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也拓宽了湾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广度,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地域逻辑:湾区地域优势下的市场创新、人才集聚与高等教育集群扩张
技术创新为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带来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世界上曾有不少地区也具备类似的技术优势,为何并未形成高等教育集群或发展程度不足?这需要从旧金山湾区特有的地域特点和大发展期所处的时代背景寻找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在其代表作《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一书中解释了美国在20世纪的发展浪潮,可以为此提供相关解释依据。他把“20世纪美国”称之为“第二个美国”,并归结了“20世纪美国”两大重要的发展因素:其一是市场创新——美国特点是“对发明的商品化”,将汽车、电话、广播和电视等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转变为大众产品,构建了一个大众消费市场;其二便是大规模移民——20世纪出现的“第二个美国”,是大规模和多元化族裔移民过程的产物,这个进程大大加剧了20世纪美国的技术进步。而旧金山湾区凭借其地域优势堪称完美地赶上了这两大发展要素所带来的发展浪潮,成为“第二个美国”的典型代表。
(一)湾区地域优势下的市场创新与高等教育集群扩张
为什么和最初占尽优势的128公路地区相比,后发的旧金山湾区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并后来居上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除了技术创新之外,旧金山湾区发挥地域优势实现了市场创新,而这恰恰是128公路地区所缺乏的。地域优势下的市场创新对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扩张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湾区一大地域优势是拥有大片的土地,这为早期建立大学产业园区提供了优厚条件。硅谷的创始人一开始就没把自己视作东部传统工业的同路人,而硅谷的地理环境也促使它发展成不同的行业模式。作为先驱者的斯坦福大学拥有许多开阔的土地,因此特曼在力推大学工业园区建设之时能够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建立起“科技人才区”。最初,许多公司落户于斯坦福大学附近和帕洛阿尔托地区的工业园区,而后其他院校也纷纷入驻企业并搭建类似的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发展到南部城市——维尔山、阳光谷、圣克拉拉,最后一直到了圣何塞。尤其在伯克利、旧金山以及圣克鲁斯地区的加州大学各校区都在硅谷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大规模的大学集群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呈几何级别地扩张。
湾区的另一地域优势是狭长三角形的海湾半岛地势,为信息技术流通和市场创新大大提供了便利。这种半岛形成的天然界限缩短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它们之间频繁的非正规交流。“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能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学习和灵活地调整一系列相关的技术。该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劳工市场弘扬了不断试验探索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因此,湾区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其创新并不局限于封闭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在网络系统中,公司内各部门职能界限相互融合,各公司之间的界限和公司与贸易协会、大学等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也已打破”。狭长三角形的海湾半岛地势既符合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要求的港口优势,也符合第三次产业革命所要求的信息技术流通和交互的便利优势。因其市场的灵活、开放并不断地革新,硅谷不但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基地,而且也成了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旧金山湾区也因为成功汲取了当地知识集群在合作与竞争关系复合体中的优势,从而成为一个区域发展的典型范例。
(二)湾区地域优势下的人才集聚与高等教育集群扩张
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移民潮之后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特别是对于旧金山湾区而言,第三次移民潮和“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带来了大量人才集聚的红利。美国的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移民人数达到2350万人。其后,美国对移民开展了控制,但因为准入条件的提高,之后移民中专业人才的比例反而上升了。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涌入美国的移民大部分是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专业人才,其中加州是接纳最多技术移民的地方。另外一个带来大量人才集聚红利的是“西进运动”。1930年“罗斯福新政”(The New Roosevelt Deal)实施昭示着“西进运动”的开启,美国政府开始注重东西部经济和产业的平衡发展,尤其加强了对西部的国家投入。“西进运动”掀起了美国内部涌向西部的移民潮和人才输入,使西部发展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带。
旧金山湾区凭借其地理优势,成为这个内外输入大量专业人才时期的最大获益者。第三次移民潮中旧金山湾区得益巨大不仅和当时加州经济发展起飞的吸引力有关,而且也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对于作为当时技术移民输出最多的国家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位于西海岸的加州都是离美国距离最近的州。“西进运动”更导致了美国内部大量人才西迁,推进了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大量人才的输入和集聚,不但支撑了硅谷的起飞和辐射发展,也进一步带动了高等教育集群的扩张。一方面,湾区已经形成了科技进步与高等教育互动的模式,很多公司需要为不断增加的员工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需要不同类型大学为此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才的集聚也带来了其子女教育的巨大需求,这客观上也需要湾区高等教育能更多并更好地承载这些需求。而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回应这些需求的过程中,所培育的一代又一代毕业生又进一步扩大了其和产业、市场互动的优势。在此过程中,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不仅得到了扩张,而且也进一步和产业集群形成良性循环。
三、组织逻辑:适应技术创新与地域优势的湾区高等教育组织集群化变革
技术创新以及地域优势为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基础和养分,但这两大因素也还不能完全保证高等教育一定会沿此路发展。正如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对128公路地区发展模式的解释:这里曾经比旧金山更有技术优势,其工业体系产生了无数新的公司和技术;这里区域优势也非常明显,依托的是先发展起来的纽约湾区,但最终却在科技产业上和旧金山湾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厂商们无法适应或未能迅速一贯地进行商业化以维持本地区的经济”,其企业并未发展出类似于旧金山湾区企业那样的组织结构类型。与之相似的是,128公路地区的大学基本保持了传统东部大学的组织属性,与产业互动频密的高等教育集群组织特性并不明显。因此,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形成和崛起,不仅是因为地理空间上集聚和规模上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其组织逻辑产生了适应技术驱动和地域优势的变革。这一变革从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来看,具有及时满足产业需求的供应链逻辑;从组织功能来看,具有积极反馈外部系统的市场化逻辑;从组织运行来看,具有知识双向流动的交互性逻辑。
(一)高等教育组织架构的供应链逻辑
集群尤其是产业集群的核心特征是在集群地域形成完整一体化供应链的发展趋向。对于高等教育集群,其核心特征就是形成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供应链。之所以判断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集群特征,是因为其组织架构形成了清晰的供应链逻辑。
一方面,湾区高等教育组织架构在积极响应市场网络化需求的过程形成了清晰的供应链逻辑。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组织行为分工提供了便利,并且利用了地域优势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社区形式,加州高等教育体系成为满足产业多元化需求的供应链的重要基础。斯科特等人曾分析了1970年至2015年间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在与经济领域互动过程中的组织变革,发现不同大学组织与本地互动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研究型大学和综合大学更侧重于与大企业、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国际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接;而社区学院和许多非营利组织更多地融入当地的环境以发展自身,其生源更多是来自于附近的社区。当然,湾区高等教育组织架构形成并各司其职,最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加州高等教育总规划的完美设计,而是在积极响应市场网络的需求过程中形成了清晰的供应链逻辑,并能随着市场发展不断动态调整。
另一方面,政府层面也为完善湾区高等教育组织架构的供应链逻辑提供了政策和机制支持。加州高等教育总规划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为不同层次类型高等教育之间建立比较灵活的连接提供了保障机制。正如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总裁肖恩·伦道夫(Sean Randolph)在接受访谈时所谈道的,加州高等教育内部有某种连接器,“如果你从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获得了学位,既有机会进入加州州立大学,也有机会进入加州大学。对于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或者少数族裔来说,拥有这种纵向的途径尤为重要,在这些不同的层次之间存在着公共部门层面的联系。” 此外,加州政府还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如通过各种政策机制鼓励相同层次的大学之间的合作与连接等。
(二)高等教育组织功能的市场化逻辑
大学是在跨越了多个世纪的传统学术历史遗产的影响下形成的,长期以来主要秉承的是学术逻辑。在美国发展较早的东部大学多数都是遵循学术逻辑的传统,尤其受19世纪的德国大学影响。组织社会学家奥利弗(Christine Oliver)认为,组织发展历程中不仅只是模仿和同构,而且也会选择更多的战略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试图制定新的规则和做法。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便是在与市场高度互动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使命,组织功能上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逻辑。“到了市场逻辑阶段,知识生产开始强调商业性、保密性与功利性,大学的某些知识生产会受到企业赞助或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和需求而从事生产与传播,某些知识的生产不再具有普遍的公共性,而具有商业性与保密性,知识不再自由流动而是为某些机构提供服务,知识生产的功利性进一步强化”。尤其在斯坦福大学的带动下,湾区大学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与传统东部大学明显不同,西海岸高等教育集群是作为“新贵”集体登场。
组织功能的市场化逻辑带来一个明显的积极效应在于大大提升了湾区大学人才培养的灵活度。高科技公司被客户不断变化的口味和要求所引导,它们依赖大学帮其解决特定的问题,特别是服务于它们的开发和生产系统。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型大学理念——大学更乐于将创造力与知识当作成功的商业产品与服务。比如,斯坦福大学便采取了灵活的机制去平衡“教师学术创业”带来的冲突,而教师和学生也更乐于将知识当作可变现的私人财产。斯科特在访谈中谈道:“我认为让湾区大学受益的文化元素并不是特别学术性的,而是来自一个更有企业家精神的世界,来自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世界,来自一个更以市场为基础的世界。我认为高等教育采纳了许多在创业领域具有竞争力的价值观——我们从中受益,从中学习。”湾区外在环境令湾区大学更加关注实用性,这与更加看重学校文凭和学位证书价值的东部大学表现出明显不同。这也大大提升了湾区大学人才培养的灵活度,大学不会仅是作为知识工厂上的流水线而培养人才。
(三)高等教育组织运行的交互性逻辑
市场化逻辑并不是湾区高等教育的创造,而更主要来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威斯康星思想”的提出和实践使得社会服务成为被广泛认可的高校第三基本职能。在科技时代,湾区高等教育集群能将市场化逻辑提升到新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高等教育组织运行的交互性逻辑。
一般来讲,最初级的知识流动是单向的,比如知识从大学向企业流动,由于缺乏反馈回路,大学提供的知识与企业需要的知识有时无法匹配。无论是倚重教学职能的英国大学还是倚重科研职能的德国大学,知识流动基本都是单向的。随着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开发,“为提高知识流动的效率,大学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知识流动的矩阵结构逐渐建立,单向的流动被双向的流动所取代”。当“威斯康星思想”出现并产生很大影响后,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知识单向流动向双向流动的转变进程中,而真正提升了双向流动的效率并形成良性交互的是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其组织运行形成了一种网格式的矩阵系统。“尽管按理说应当由大学产生知识并传播到硅谷中,但事实上这种流动是双向的。所有学院和系所,例如计算机学系、工程院和商学院等都同硅谷的企业有着双向流动的密切联系。教员和学生把创意带给企业,帮助企业积累知识;反过来,学校也通过参加访谈、研讨会、讲座等活动从企业工作人员那里获取知识。同样,在硅谷做咨询工作的教员和实习的学生也在双向传播知识”。单向知识流动的高等教育组织往往固守传统,缺乏变化和适应性;而在快速变化的年代,这种交互性强的组织逻辑更能适应变化,对需求做出灵活反馈,并且能随着新动态的发展不断裂变出新的组织形态。
四、结论与启示
正如拉伯雷(David Labaree)以“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解释美国高等教育崛起的原因一样,美国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崛起也充满了复杂性。本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探究和解释这种与区域产业高效联动的高等教育集群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多重逻辑。综合以上的分析,现在可以尝试对技术、地域与组织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机制作出一个结论性认识,并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在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形成早期,技术驱动起了关键作用,斯坦福大学因此崛起,并成为一个和东部大学风格迥异的文化社群,随着更为大量的技术创新需求涌现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带动作用,湾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等教育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集群。在发展的过程中,湾区作为沿海城市群的地域优势促进了市场创新,加上第三次移民潮和“西进运动”带来大量人才集聚,促使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为满足这两大需求进一步扩张升级。最后,湾区高等教育自身组织逻辑产生了适应技术驱动和地域优势的变革,表现出供应链、市场化、交互性的典型集群特征,湾区高等教育真正崛起,并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升级。
湾区高等教育集群作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典范,其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于:在回应外部产业集群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内部高等教育集群,内部高等教育集群又为外部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和业态创新提供了养料和动力。在这个互动发展过程中,技术高度嵌入了区域的社会关系,区域高等教育发生了具有集群特征的组织变革。这也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之一,并有望可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和在地化同在的趋势。在当前我国跨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格局下,不少区域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已经较为成熟,比如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但“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尚未建立起与之高效互动的高等教育集群或发展不够成熟,两者之间并未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外高度融合创新的状态。对这些区域而言,技术创新和地域优势已经基本具备,但因应的高等教育组织创新还显得不足。积极汲取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崛起的经验,思考技术、地域与组织的多重逻辑作用与互动机制,共同形塑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集群,应当成为这些区域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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