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加快推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共生视域下的中西部高等教育集群发展

以数字化助力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西部高等教育：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编者按：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最佳结合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龙头作用。因此，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对于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期摘编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相关专家、学者文章，以飨读者。

  资料来源于《高校教育管理》（2022年第5期），孙杰远，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教育学部部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以数字化助力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严纯华

摘要：教育数字化在技术革新、教育需求、政策驱动、跨界合作与创新等多因素组合发力下已成必然、势如破竹。西部高等教育应准确把握数字时代机遇，在加快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大学治理、研究创新、集群发展的基础上，聚焦全面加强基础知识和关键技术创新、构建科研—技术—产业发展链、加快优化宏观治理、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统筹施策、集中发力，努力构建资源共享、模式创新、生态重构的数字化教育生态，加快形成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奋力开创教育强国新局面。

关键词：数字化；西部高等教育；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

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工业、信息时代的变迁，经济形态不断重塑，产业迭代日新月异，正在向数字时代迈进。数字技术及其运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入社会各领域，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并越来越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而数字技术与教育系统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教育领域综合、系统、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并使得教育数字化成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深刻理解和把握教育数字化发展方向和规律，将为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可能。

一、高等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向度

教育数字化事关高等教育的发展质量和方向，决定着其能否适应教育普及化阶段形式多样化、学习终身化、培养个性化、治理现代化的多元需求。而数字技术革新、高质量教育需求、政府政策驱动、跨界合作与创新等多种因素叠加，则必将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一）技术革新驱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

伴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迅速发展，由此集成衍化形成的数据流通、内容生产、数字孪生、感知交互、网络与计算等技术，正在重塑教育的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学术研究、教育管理与资源分配等环节。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稳步有序地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全周期全要素的嫁接、嵌入、融合，加快推动教学、科研、管理等工具迭代创新，着力构建沉浸交互、虚实融合、智慧安全的教育教学场景、科研创新与中试平台、分布式协同管理平台等，努力推动高等教育智能化、高质量发展。

（二）高质量教育需求拓展教育数字化内涵发展

　我国教育普及水平已经实现历史性跨越，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我们依然面临着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充分等现实问题。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在线教育、远程学习和个性化教学等数字产品和数字公共服务，突破了传统高等教育的时域空域等诸多限制，较好地实现了科教资源跨领域、跨时空、跨层级、跨系统共建共治共享，有效扩大了优质科教资源覆盖面，成为实现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不同学习个体对个性化、终身化学习方式，以及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反向拉动着教育数字化内涵的全面丰富和形式的广泛拓展，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走上发展快车道。

（三）国家政策引领教育数字化快速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精准把握以数字技术助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机遇，制定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022年，教育部大力推进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为先手棋和重要抓手，全面优化优质资源供给服务，支撑教育重大改革任务实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和智能升级。我国教育数字化政策叠加效应正持续释放，为高等教育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明确了方向、提供了支撑、拓展了空间。

（四）深化跨界合作塑造教育数字化发展方向

　潘懋元先生曾指出，“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既要横看，看到它的逶迤壮观，又要侧看，看到它的千仞雄姿；既要入山探宝，洞悉其奥秘，又要走出山外，遥望它的全貌”。这对理解和推进教育数字化，亦有借鉴。教育数字化本身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发展车道，而是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融合创新，需要区域、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和学习者群体等多主体之间的跨界合作。也只有在这种多元互动的合作下，才能为教育数字化打开新思路新理念新空间。高校作为其中最关键的一环，需要充分发挥好教育、科技、人才结合点和高地的作用，加强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以及算力资源、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学术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共享，共同推动教育模式变革和教育生态重构。当然，也应共同应对数字技术“双刃剑”给教育带来的信息安全、数字鸿沟、科技伦理等风险挑战，确保数字技术能够更好地服务教育实践，真正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质生产力。

二、数字化拓展高等教育发展的多维空间

目前，我国已在教育信息化方面探索了十多年，积累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宝贵经验。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西部高校更是将数字化作为教育理念重塑、结构重组、模式重建的有利契机，作为提高科研和教育教学水平、“换道提速”的重大机遇，不断探索实践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理念新路径，并在拓展教育教学资源、促进教育教学模式变革、推进集群发展、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为更好更快实现教育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一）整合优化高校教育教学资源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教育突破了“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的内容局限和“学校围墙”的时空界限，拥有了多样化的学习场景和优质资源。近年来，我国在教育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成就，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在线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实施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划”等政策举措，鼓励引导广大教师跨地域强强联合打造线上“金课”，汇聚了海量优质学习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时时学习、广泛学习创造了条件，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习革命”。近年来，兰州大学通过“送培到院”“专题培训”“咨询指导”等方式，完成200余场网络教学平台使用、数字化教学转型和知识图谱建设培训，有力激发了教师建设网络课程、数字资源、慕课的热情，有效整合了教育教学资源、提高了利用效率。截至2023年底，兰州大学建成并上线运行优质慕课资源111门，建成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1个、省部级2个；获批国家级、省级一流线上课程22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41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16门；基于数字化教学平台开展的教学改革获各类教学成果奖30项。学校先后荣获全国“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示范基地、教育部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优秀学校等称号。

（二）有力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模式变革

　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常态应用和深度融合，正在重塑着高等教育理念、范式和实践。以学习者为中心、终身学习、全人教育等新的学习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以提升数字素养、数字技能为核心的跨学科教学内容加快更新，在线教学、协同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形式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在学业考评、综合测评、就业服务、教师培训等环节应用逐渐深化，跨班级、跨年级、跨学科、跨时空的师生学习共同体持续壮大，交互合作、协同共进的教育形态进一步形成。近年来，兰州大学把深化数字化教学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从技术、人员、资源和政策等方面综合施策，建成启用了兰州大学网络教学平台，为师生提供了“一人一空间，人人用空间”的网络教学与学习空间。以该平台为载体引导教师建设线上教学资源，指导学生自觉贯通“课前-课中-课后”精深学习，推动了课堂数字化变革。目前，广大师生已累计上传各类教学资源50余万份，线上题库题目数超过100万；每日上线教师人数约700人，学生人数约18900人。可以说，数字化教育理念正逐步成为师生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多的师生愿意采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课前上传学习资源、发布预习任务；课中通过随堂选人、抢答、主题讨论、投票、问卷、分组讨论等环节，增进师生互动；课后通过练习题、分组研讨作业、班级自由讨论、答疑等巩固学习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三）加快建构高校集群发展新格局

　教育数字化浪潮下，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与教育的融合应用，让校际间地域边界、时域空域等被打破，教学边界和学习空间在网络上得到进一步扩大，教学科研的形式、内容被重新定义，进而使校际间合作交流、集群发展有了更多更便捷的可能。一方面，全国乃至全球高校间可通过网络空间共建共享数字课堂、数字科研平台、数字图书馆、在线期刊等，拓展学分互认、课程互认、师资互聘等合作内容，人人共享最优教育供给、高校携手集群发展有了新场域新路径。比如，兰州大学牵头联合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16位教师跨校共建“配位化学”课程，采用“线上学习+见面课+线下助教辅导”混合式教学模式，邀请院士、知名学者和专家在慕课中开展科学研究前沿见面课并对社会开放，使学习者尤其是西部高校学习者可及时获取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高校通过数字化平台极大地促进了跨学科合作、产学研融合、国际交流合作，为彼此集群发展注入了创新基因。近年来，兰州大学不断挖掘数字技术在科研合作领域的应用潜力，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科学观测台站管理中心，建设开放共享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体系，搭建稳定高效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网络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每年接纳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野外实践实习和开展试验研究的各类学生达2000余人次，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国内交流合作，在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不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不断提升高校现代化治理水平

　数字化手段是高校提高治理水平、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在大学现代化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校通过建立数字化档案、信息系统、数据管理平台，运用数智技术集成分析师生数据、教学数据、财务数据等，动态呈现机构运作状况等各方面信息，有效提升管理精细化、服务精准化、决策科学化水平，促进了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的系统性跃迁。与此同时，通过将传统线下业务逻辑升级为数字化流程，统筹数据的处理、流转、存储，以数据治理简化集成业务流程，全面提升了流程效率、降低了工作成本。一段时间以来，兰州大学充分运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持续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网出口带宽达到34.5Gpbs，实现IPv4/IPv6双栈100%覆盖，建设校园无线网点位16000余个，校园公共区域5G网络实现全覆盖，现已接入应用系统33个，面向全校提供300个数据接口，共完成数据调用1.2亿次；面向管理干部建设个人驾驶舱，全方位提供人员、资产、科研、财务等综合数据指标，有效支撑了领导干部运用大数据研判、管理、服务和促进学校改革建设发展，推动学校治理由“管控”向“智控”转变，营造了智慧、绿色、高效的校园环境。

三、数字化与西部高等教育融合创新的实现路径

　教育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形成教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和高校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在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融合数字技术的教学质量有待提升，数字鸿沟依然存在，数字化教育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国际数字教育交流与协同合作方面还存在障碍等。因此，推动西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未来我们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加强基础知识体系供给和关键技术创新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其本质特征是知识的依赖性和持续性。推进数字化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基础知识和关键技术的创新。对于西部高校而言，要进一步提升高校在基础学科领域对国际共同关注的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水平，形成可以分享并动态进步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在教育教学中突出专业基础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和实践教学的地位作用，在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中加强知识传承与创新。要一体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通过“揭榜挂帅”“赛马”等进行有组织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现更多原始创新和“卡脖子”问题重大突破。要在校本特色学科和优势专业上下功夫、延链条，形成特色鲜明的关键技术研发体系，为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知识基础、关键技术等重要支撑。如西部高校可以探索建立区域“科技联盟”，组织科研院所、高校等组建若干“子联盟”，聚焦西部特色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人工智能、物质能源、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科技前沿领域开展协同攻关，为教育数字化提供源动力。

（二）形成教育数字化的科研、技术和产业发展链

　推动教育数字化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建立和完善一个既符合教育和认知规律，又符合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需求，更符合教育产品商业化的数字化产业体系，形成教育数字化的科研、技术和产业发展链。因此，西部高校要面向教育数字化全生命周期，进一步健全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协同创新机制，突出市场导向，调整优化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方向，促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有机结合，为数字化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要进一步加强师生数字素养，引导师生从熟悉数字化技术向自觉使用数字化思维开展学习、研究和教育转变，实现教育数字化资源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转变。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根据数字化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提供支持政策和优惠措施，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由普及应用向融合创新的跨越发展。要进一步拓宽教育服务供给路径，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数字化建设，拓展数字化产业市场需求，促进技术与商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基座搭建、教育应用开发、基础设施运维等教育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切实为教育数字化创造有利条件。

（三）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技术工具的嫁接或嵌入，更需要通过数字技术与育人理念、教育模式、教学方法、教学体系等深度融合，推动教育整体模式和方式革新升级。西部高校应结合自身的教育教学传统和育人文化，稳步有序推进教育教学数字化改革。要聚焦教师“教”，探索人技融合新模式新载体，有效支持教师开展差异化教学、过程性管理，提升教学效果。要服务学生“学”，加强对“数字一代”成长规律和其个性化学习特点的研究，及时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增强学习体验。要促进师生一起“研”，开放实训实验平台，创新智能实训模式，全面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同时，尽管教育数字化带来了教育方式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但不能把技术异化为推动教育变革的唯一主导变量，回归教书育人永远是教育数字化的本质属性和初心使命。要警惕“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形成资源浪费，避免“效率导向”而忽视教育教学内涵，避免“工具主义”而忽视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在把握教学模式与育人初心“变与不变”的深层逻辑中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使得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相得益彰、深度融合，共同服务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教育实践。

（四）加强教育数字化宏观治理

　数字化发展历经起步蓄能期、快速发展期和变革引领期，已实现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的跨越。我们要着眼于西部高等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从国家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建立政府、学校、教育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多元参与的共治机制，完善发展规划、激励机制、评估体系等与数字教育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形成更加包容和协同的教育生态系统。要健全适应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动态治理机制，持续优化教育顶层设计，变传统“静态管理”模式为“动态管理”模式，形成基于动态教育数字化实践的动态信息反馈和动态政策调整机制，努力推进和管理教育数字化朝着可持续和全面的方向发展。要优化经费支出，支持教育新基建，同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教育数字化均衡发展。要加强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以及教育机构与平台的监管，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教育数据的安全和保护师生隐私。

（五）着力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国际交流合作

　教育数字化是实现全球教育互联互通的重要工具。西部高校要深入认识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意义，紧抓共建“一带一路”这个最重要发展机遇，激发国际化发展内生动力，增强西部高校数字教育“出海”的自觉性。要持续探究教育数字化发展路径，通过在地国际化与在地中国化相结合，既能够把西部教育特色和教育品牌“竖起来”、自信开放地“走出去”，又能够把国际化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引进来”、兼容并蓄地“转化好”，为高校国际化发展开辟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要依托数字化技术，加强与各国合作伙伴的全方位、立体化交流合作，通过人文交流、暑期学校、课程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拓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要以数字化手段赋能科研创新平台，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携手开展国际合作科研和工程项目，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参考文献略）

  资料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严纯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西部高等教育：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蔡宗模 张海生 吴朝平 杨慷慨 张腾

摘要：西部高等教育问题来源于历史，凸显于当下，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区域性、普遍性、综合性问题，西部高等教育问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代表性。目前，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力量正在汇聚，相关研究已走过了萌芽期和热点期，开始进入反省和自觉，研究内容广泛涉及问题诊断、原因探究及对策建议等多个方面，振兴思路也正经历从“输血”到“造血”模式的转变。未来研究有必要从地域性理解提升到领域性层次，并从学科的高度来审视西部高等教育问题，以确保从制度保障、人才会聚、知识积累和实践深化的角度提出改善之策和振兴之道，最终为其他后发地区高等教育的振兴实践提供独特的知识经验和智慧。

关键词：西部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学；后发地区；振兴；区域；领域；学科

“西部”是一个具有多重意涵的概念：既可以指中国西部，也可以指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西部，还可以泛指世界各国相对落后的地区。本文特指中国西部，范围包括国务院划定的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按西部大开发计划既定以及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协调的范围，西部由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和广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构成）。

在后现代语境中，讨论这样一个大话题是不是不合时宜？

笔者身处西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推动西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年，深感西部高等教育问题提出近30年来，学术界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生产了大量成果，也推动了政策和实践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对于“西部高等教育”，我们的认识还停留于经验，缺乏必要的理论省思和学术建构，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振兴事业的发展。西部高等教育在学术上是一个什么概念？研究进展如何？振兴发展的思路怎样？未来前景在哪里？本论试图清理这些基本问题。

一、概念认知：从问题到命题

一个学术命题首先必须是一个真实的现实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现实问题都能够上升为学术命题。“西部高等教育”的命运如何？至今仍存争议，悬而未决，因此有必要进行澄清。

（一）作为“问题”的西部高等教育

西部高等教育问题来自于历史，凸显于当下。

有人认为，西部高等教育发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陕西高等学堂的创办，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人们虽有“西部”概念（以胡焕庸线的提出为代表）却并没有提出“西部高等教育”概念。“西部高等教育”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并在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经过西部大开发特别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强力推动，西部高等教育得到很大发展，但与东部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单从“双一流”建设看，西部地区就存在一流大学数量少、一流学科高校比例低、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为推进西部及其他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2001年） 、“省部共建大学”（2004年）、“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2012年)、“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2012年）等。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继续将“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着力增强中西部高校自我‘造血’功能，整体提升中西部高校办学水平”。

可见，西部高等教育问题由来已久（虽然这些政策文件和领导讲话大多将“中西部”并列，但作为学术研究，本论并不打算将中部高等教育问题一并纳入讨论），引起广泛关注并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振兴升级迫在眉睫……理论指导型发展模式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二）作为“命题”的西部高等教育

“西部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真切的现实问题，这点已经毋庸置疑。但它是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才能成为一个严格的学术问题，这一点颇值得探讨。

西部高等教育问题的长期存在，仅仅理解为“落后”就可以解决吗？这个问题恐怕不是现象级的经验可以回答的。

一般认为，西部高等教育就是与东部、中部高等教育相对的概念，因其“出生地”是西部，拥有一个西部“身份证”，因此命名为“西部高等教育”。在实践上，西部高等教育虽然是一个真问题，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本体论上却是一个“伪概念”或“伪命题”，有名无实，因为它与中部高等教育和东部高等教育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提出，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发展必须破除“西部意识”，彰显本体价值。而局限于地域性的“西部高等教育”理解，我们看到或关注的仅仅是教育GDP的缺口或差距，提出的对策不外乎输血、模仿、追赶，西部高等教育的历史积淀、多元文化和独特价值被遮蔽或消解了，这势必导致其从属性、依附性、同质化和后进顽疾，西部高等教育难以自主、自立、自强，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振兴发展的目标。

事实上，西部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地域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落后”就可以概括，问题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它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既是外生问题，也是内生问题；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机制问题；既是教育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既是均衡问题，也是公平问题；既是民族问题，也是边疆问题；既是地理问题，也是生态问题；既是区域问题，也是全局问题；既是战时后方，也是改革前沿（西部是抗日战争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大学转移的稳固后防，也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沿阵地）；既是发展挑战，也是转型机遇……总之，是诸种问题的复合。它出生于西部，背负着历史，承载着未来，不是落后的代名词，不能简单化理解并试图一次性解决；也不仅仅是解决的问题，还有尊重、发掘和彰显，即不仅是输血、追赶，还有反哺、超越。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西部高等教育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也是一座有待深度发掘的学术富矿。

二、研究进展：从自发到自觉

事实上，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从无到有，再从边缘到热点、从分散到整合，已经开启了其问题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学术历程。

（一）研究力量的汇聚

研究力量的汇聚意味着西部高等教育的理论自觉，而专业机构的建立、主题论坛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及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标志着西部高等教育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并向专门化方向迈步。

1.研究机构和主题论坛

目前比较活跃的研究机构有以下5个（见表1）：

此外，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近年部分高校（包括中东部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以西部或中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为重点的学术机构，或在原有机构中增加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职能。尽管这些机构的影响还非常有限，但已经开始运作并相互沟通，聚力成长，并通过举办主题论坛形式开展研究活动，其中代表性主题论坛有6个（见表2）：

2.学术平台

目前西部地区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期刊有以下10种（见表3）：

此外，从中国知网数据库可以查到，西部地区几家高校学报（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和东中部一些专业期刊，也发表了很大一部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平台不足的问题，如《中国高教研究》《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大学》《中国成人教育》《教育与职业》《技术与创新管理》等。

在互联网时代，网站和虚拟社区也是重要的学术交流和发布平台。

目前虽然还没有看到西部高等教育的专门网站，但相关网站有几个：（1）“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要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专业评估等提供决策咨询服务；（2）“中国西部教育博览会”，一个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平台；（3）“西部教育信息网”，为陕西院校联合报名平台；（4）“西部教育扶贫”，该网站尚不完善；（5）“四川西部教育研究院”，主要致力于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6）“新西部教育网”，主要从事商业培训；（7）“西部继续教育网”，也是一个商业培训网站。

除此以外，目前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社区主要是“西部高教论坛”QQ群和微信群，汇聚了西部12省（区、市）及其他地区研究西部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一百多人并在不断扩大中。

总体上，从研究机构、主题论坛和学术平台来看，21世纪初特别是2010年代以来，西部高等教育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和学界的重视。但数量还不够多，影响还不够大，力量还有待增强。

（二）研究趋势的演变

目前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已出版专著14本，生产硕博士学位论文42篇（见表4），发表主题论文720篇（如图1）。

根据论文发表数量和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认识，大致可以划分出3个阶段：

1.萌芽期（1991—1998年）

1991年，《高等教育学报》刊发了第一篇有“西部高等教育”概念的论文，但它重点不是谈西部高等教育，而是谈西安交通大学如何在西部经济的开发中再做贡献。1995年，真正讨论西部高等教育的论文以笔谈形式推出。该笔谈的主要价值是提出了今天仍在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教师队伍不稳，中央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高校要服务地方、办出特色、对外搞活，不能照搬内地和沿海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等。此后到1998年底又发表了2篇论文，涉及加强工科、发展专科、办出特色，东西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这一阶段，国家西部大开发计划还在酝酿，经济建设重心还未从沿海发达地区战略性转移到西部，西部高等教育关注度不高，8年间总共发表了4篇主题论文，没有一本专著出版，但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可以称为萌芽期。

2.热点期（1999—2017年）

1999年，“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了3篇论文，基于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涉及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布局和管理体制、民族地区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等议题。同年年底，中央做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2000年，“西部高等教育”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当年发表论文46篇，次年上升到57篇，研究热度一直持续到2005年，之后开始波动下降，2017年到达波谷（22篇）（中国知网上所有跨库检索结果）。这段时间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和对策思路等具有极大拓展，但囿于东西对比发展思维，研究进展乏力。如均衡发展问题，从1998年开始，一直讨论到2017年，虽然发表了众多成果，但更多的是重复讨论，进展甚微。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同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出台，两项重大政策似乎也没有激发出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热情，理论投入度或学术关注度与西部高等教育政策实践的需求不相匹配，这说明西部高等教育研究进入瓶颈，原来的研究范式面临危机。

3.反省期（2018年—）

2018年首届“西部高教论坛”学术会议召开，西部高等教育分散的研究力量开始汇聚，研究的系统性增强，“西部观念”和“西部意识”开始受到质疑和批判，内涵式发展、自主发展、内生发展提出，西部高等教育的主体意识萌生，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摆脱模仿追随思维模式，以学术专栏的推出、专题年会的召开和专业团队的成立为标志，进入自主内发时代。

（三）研究认识的拓展

研究认识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对西部高等教育问题、原因及对策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

1.问题诊断

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最早凸显出来的是人、财、物3个方面：人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师资水平不高，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高水平师资和优质生源又不断流失；财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总体经费投入相对高等教育事业高水平发展需要严重不足，尽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很大，但囿于地方政府财力，经费保障水平与东中部差距仍然悬殊甚至拉大；物的方面主要体现于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物质资源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和学校办学条件总体较差。然后扩展到对环境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地理位置偏远、环境恶劣、交通便利程度低、信息资源流通不畅、开放程度不够。虽经过多年的努力，当前仍然面临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高水平领军人才短缺、供需两端错位、基础保障不足、发展环境较差等问题。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家在西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西部高等教育的内生性发展、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性、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等深层次问题也引起了学界关注和讨论。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只是西部高等教育内部的问题，而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管理问题、历史问题、地理问题等的综合。

2.原因探究

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的认识：一是历史遗留。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国家从宏观层面对高等教育进行布局，总体来看，西部高校在当时的结构布局中就偏少，在随后的发展中，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远不及东部高校，造成了今天内涵发展不足的问题：质量不高，综合服务能力不够，高水平领军人才短缺，对外开放程度低，社会支持能力有限。二是思想观念。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面临的真正约束是“西部”观念或“西部意识”的思想约束，具体表现为管理上的行政化、主体依赖、形式民主,文化方面的官本位、专制传统、裙带关系,价值观上的等级观、政绩观、圈层观等。三是体制机制。受财力和制度缺陷的影响，以省级政府投入为主的教育体制难以加快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单纯依靠转移支付来解决高等教育的投入问题几乎不可能。西部大开发和《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的管理层级虽高，但基本是“兼职”，且采取重点投入、以点带面的思路，缺乏外部评估监督机制。还有学者指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最大的弊端在于缺乏自己的独立设计，即脱离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简单地模仿东部的发展模式。

3.对策建议

仔细梳理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1）在战略思路上，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战略设计，东部高等教育走的是一条“经济带动教育”发展的道路，而西部高等教育必须走高等教育先行发展之路。以赶超东部高等教育为目标的跨越式发展是无效话题，需要回到西部高等教育本身来思考跨越式发展的对策。不能仅仅通过教育的办法、依托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来解决，而必须转变思路，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社会责任、管理责任等，提高政治站位和管理层级，进行综合治理。改变西部高等教育服从东部的“跟随模仿式”发展模式，打造经济和文化引擎，建立超常规的投入制度，利用区位优势推进西部高教国际化，将西部高等教育从“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为“具有特色的西部高等教育”。（2）在制度供给上，“一带一路”倡议是抓手，“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计划”是最大的政策利好。强化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制度供给，突破点在于制度创新。要重新定位国家在西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提高政策的集成度、精准度，促进政策差别化。（3）在策略选择上，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直接投资与倾斜支持力度，西部地方政府要夯实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调整高等教育事权，将高等教育体制由“中央地方共同负责，省级政府为主”过渡到“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以中央政府为主”的体制，快捷解决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金瓶颈问题。通过建构西部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生态，加快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更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深化东部“双一流”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帮扶，建立西部高校人才岗位制度和特殊津贴制度。打破行政壁垒，立足区域实际，建立能够实现“多赢”的区域协调和分工协作新机制，通过弱化行政边界、整体规划区域功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包括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即弱化省区界限，强化省际之间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俱乐部”效应。创建区域性大学联盟，加强区域合作。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持续扩大“硬投入”的同时，着力加强体制、治理、心智诸方面的深层次修炼，切实推进内涵建设和能力提升。

总体来看，西部高等教育研究逐渐从外部归因转入内部治理建设，研究的手段和专业化在增强，但受政策和实践影响较大，理论创新不足，未能形成独特的问题域和稳定的研究力量，系统性有待增强。

三、振兴思路：从“输血”到“造血”

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发展，正经历从“输血”到“造血”模式的转变。

（一）输血模式反思

输血模式，亦称外在驱动模式或救助模式，它是如何体现的，效果怎样？

前期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主要举措可以概况为“四计划两工程”：对口支援、省部共建、综合实力提升、基础能力建设、校长海外研修和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1）最先启动的是对口支援即“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受援的高校均为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校（西部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1所，支援高校全部是部属名牌大学），后来逐渐扩大结对帮扶范围，但数量非常有限（2001、2017年两期受援高校共55所）。（2）2004年启动省部共建大学计划，国务院相关部委（教育部及其他国家部委）与相关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建高校，面向全国，分四类，均为高水平大学，总共只有约120所高校（含少数专科高职院校）入选。8年之后，2012年教育部又先后启动了两项工程和两个计划，即（3）综合实力提升，全称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2012年)，是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专项支持一所本区域内办学实力最强、办学水平最高、有区域优势的高水平大学（所谓“一省一校”），共有14所进入支持范围，其中西部9所（内蒙古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均为前期两个计划覆盖过的地区重点大学。（4）基础能力建设，全称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支持中西部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地方高校，第一期（2012—2015）100所，第二期（（2016—2020）51所，西部共有60所高校入选。这一次资助重心有所下移，但同样覆盖了前期资助过的一部分高校。（5）校长海外研修，即千名中西部大学校长海外研修计划，计划在2012—2016年间资助千名中西部地方公办高校领导干部赴海外研修培训，资助重心进一步下移，但局限于高校领导干部。（6）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2012年实行），重点向中西部高校、人文社科倾斜，特聘教授规模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中西部高校和人文社科领域，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优先支持中西部高校长江学者组建创新团队。该计划显然也仅限于极少数拔尖学术人才。

可见，前期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的特征是行政主导、政策驱动、重点扶持、以点带面。由于资金的约束和思路的局限，单单从政策设计来分析，这种模式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问题。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振兴成效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以下现实：（1）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仍然面临高水平领军人才短缺、供需两端错位、发展环境较差、基础保障不力等问题。从高层次人才来看，2018年西部地区占比仅为12.2%，其中“两院”院士数量分别仅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的6.3%、5.8%，比2015年还有所下降；从办学经费来看，西部各省区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东部地区差异较大；从社会支持来看，四川、广西、甘肃等地的高等教育社会捐赠额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2）受人才流失、投入不足、区位不利等因素影响，西部高等教育竞争力不强。而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西部高等教育在这场博弈之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3）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量化指标差异背后凸显的是东西部高校在大学精神、管理制度及人才素养上的真正差距。因此，西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转变思路，改变只能纾解一时之“困”、局部之“难”的“输血”模式，“造血”模式由此提出。

（二）造血模式建构

“造血”模式就是通过一定的要素（资源）投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发展水平，促使地区自觉、自立、自主、自强，逐步走上振兴发展的道路，也称开发模式。它是对原来“输血”模式的补足，更是一种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显然，目前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不能直接拔掉“输血”管道而期待其独自做大做强，因为资源和条件缺口太大，历史负载过多，前期重点投入的量还不够大、覆盖的面还不够广，多年重点支持东部优先发展的亏空短时间内很难弥补，西部需要也应该得到补偿，以夯实其振兴发展的基础和能力。所以，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对口帮扶力度，固本培元；另一方面，要调整帮扶思路，充分调动西部高等教育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内生动力，增强造血活血功能，从植根本土、形成特色、整合资源、开放搞活等方面入手，形成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新的增长极，打造“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的新高地和新中心。

具体来讲，国家的有效干预应实现从供血式的外力推动向造血式的内生驱动转型，将政策红利转变为内生发展的动力。引入市场机制，将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破除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央政府支持、省级政府统筹、西部地区联动是推动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发展的着力点，而如何消除壁垒、打破条块分割、建立联动机制，推动高等教育集群建设，形成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则是当下亟待破解的一项难题。对于个体高校来说，要充分重视开发和利用本地区特有的教育资源，如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特殊地理条件资源等，珍惜外来教育资源，如外国留学生、西部援建项目等，整合学校已有的教育资源，特别是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引培结合，最大限度挖掘师资潜力，凝聚办学特色，形成发展优势。

四、前景展望：从地域到领域

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走过了萌芽和热点期，正逐渐走向反省和自觉。那么，西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将走向何方？如何突破地域界限和视域局限，推进理论研究和振兴实践的深化发展？

（一）地域性理解的局限

“西部”虽然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方位和现实存在，但在1935年“胡焕庸线”提出之前，西部问题尚不突出。与此类似，西部高等教育在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出台之前，也不是什么突出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是问题，更非一开始就“落后”的问题。简单考察近代以来西部高等教育变迁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清末民初西部高等学校初建时期(1902—1911年),与其他地区相比, 无论在学校数量还是在学生规模上, 西部高等教育都没有很大差距。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 北京、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大学、专门学校等逐渐增多, 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差距开始显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沿海高校大量内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一时鼎盛，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全国高校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9个省和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东西部倾斜明显。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有所扩大, 实力有所增强，东西部差距又有所缩小。随着1977年以后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数量、招生配额、每百万人口大学生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公共财政分配、政策供给等，东西部差距都越来越明显，但西部高等教育仍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直到21世纪，在现代化、教育公平特别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才真正凸显出来，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它既是一个地域性存在，也是一个历史性话题，更是一个政策性考量，既是落后现实，也是强国话语。局限于地域性的理解，显然欠缺必要的历史考察和政治敏感，因而难免浅近狭隘。

从现实来看，仅从地理区位的“劣势”去理解西部高等教育的“落后”，我们还难免误读和偏见，容易忽视西部地区不同区域、不同高校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东西部之间在发展水平和质量上的微观优劣，更容易无视西部高等教育的独特价值、相对优势和内在潜能。这种地域性的理解，不需要理论，只需要投入；不考虑特殊性，只考虑普遍性；不考虑主体性，只考虑客体性；不考虑多元性，只考虑标准化。极言之，区位决定论只能导致“输血”式方案、指标性决策和同质化发展，其结果可能是“输”而不止、解而不决、振而不兴。其根本原因，就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观念，不能跳出当下看西部，也不能跳出西部看西部。

正如前面所论，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不但是复杂的，而且是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代表性的。因为世界上永远都有“后发”地区，也永远需要开发和振兴。“落后”或“后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内嵌在社会的运行及其结构之中，是社会转型及其变迁的产物”。后发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国家在高等教育落后地区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升级更好地承担责任、激发内生动能？如何破除“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内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高等教育如何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耦合进而彰显特色、形成优势？这就是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跨时空意义。

（二）领域性概念的提出与前瞻

领域，词典的解释有二：①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区域；②学术思想或社会活动的范围。显然，将“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在第二个意义上来使用的。事实上，作为领域的“西部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只是还没有上升为理论自觉。

1.领域性概念的提出

理论研究起源于现实，但不能拘泥于现实，理论必须发展出立足问题又超越现状的理性品格，站在更高的视角、着眼更大的范围思考问题、透析事理，获得普遍的或一般性的知识与经验，为人类的认识深化和文明进程服务。东方学并非“东方”之学，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也同样如此。

西部高等教育≠西部的高等教育，即Xibu Higher Education≠Western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est，更不等于Higher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中国西部的高等教育）。可以将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视为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起点，但非其终点，更非全部。那么，作为领域的“西部高等教育”，其可能的研究范围或边界在哪里呢？

从时间来看，它既要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当下问题的解决，也要关心它的过去和未来发展；从范围来看，既要研究中国西部的高等教育，也要关注国内外其他后发地区（包括中国“塌陷”的中部、东部弱势地区以及美国西部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发展；从研究主体来看，既指涉来自西部地区的学者、组织和机构，也涵盖关注西部高等教育问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组织和机构；从研究目标来看，既要致力于西部高等教育的振兴发展，关心西部高等教育的问题，也要着力于构建西部模式、输出西部方案，丰富高等教育理论宝库，为各地和各国高等教育的升级发展贡献西部智慧；从学科基础来看，西部高等教育研究既直接导源于高等教育学，也深深立基并受惠于区域学，即不仅仅关注西部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的振兴发展，也关注其与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协调与互动（如图3）。

2.领域性研究的重心

不同于成熟学科的研究，领域性研究并不过分追求理论的系统建构，而更多将焦点聚焦于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作为领域的“西部高等教育”，当下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研究。

一方面，作为领域的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逻辑。上文已对研究力量的汇聚作了相关的梳理，但现有研究力量仍然是较为分散的，并未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也尚未对西部高等教育这一命题达成共识，相关的研究也多是点状的，不够系统、深入。因而，如何将现有研究机构、学术平台、人才力量等汇聚整合起来，就是当下面临的棘手问题。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一级学会下，设立西部高等教育学分会，将有志于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在一起，通过学会平台构筑西部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坚持问题导向，并不是抛弃理论，不注重理论建设，而是强调理论应当在现实问题的不断解决中逐渐形成。恰如龚放教授所言：“研究始于问题而又不止于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而后跃升到知识更新、理论创新的高度。”也即前文所谈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应当逐渐从问题走向命题，从自为走向自觉。

另一方面，作为领域的西部高等教育，尤需突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研究领域不断分化也不断综合，现实中的很多复杂问题，单纯依靠某一学科是很难解决的。西部高等教育（后发地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一个集历史、现实与未来于一体的复合物，嵌套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地理、人口、民族、宗教等特殊关系中，而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这种复杂领域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视角和多学科研究方法。正如伯顿•克拉克所指出的那样：“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专业所展开的广泛观点，为我们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们应用到高等教育部门。”只不过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优势和不足，对此我们需要了解。一言以蔽之，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种种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突破地域性理解的局限，更需要突破单一学科性的局限，加强跨学科合作和多学科研究。

3.领域性研究的前瞻

如果以理论成熟度为标准划分领域(Field)和学科(Discipline)，那么西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的趋势就指向西部高等教育学。目前西部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尚待形成，离建立一个学科似乎为时过早，但从学科的高度和理性层次来审视这一问题实为必要。

学科以知识分类为基础，集知识、人员、制度于一体，并日益突出其组织形态特征。只有建立学科并取得学科建制，才能得到学科管理部门的承认，进而聚集起散落在各地的学者，加快理论和问题的积累,形成学科的理论体系。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 就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也就谈不上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特性，西部高等教育问题始终受制于外部话语，为外部话语所定义、塑造和左右，其振兴发展的内生力无法正常凝聚和生长，持续振兴与特色发展难以保障。

考察其他学科成长的经验，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教育技术学就是从一个领域发展到一门独立的学科的（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教育技术（或称视听教学）仅仅着眼于媒体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录音技术的发展和有声电影的问世把视听教学从单一的视觉领域扩展到了视听领域。20世纪60年代，教育技术学已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而是包含系统设计、实施与评价教与学全过程的一个体系，由此产生了教育技术学的第一个正式定义，标志着教育技术从领域转到了学科，确立了自己在知识体系和机构建制中的合法地位，奠定了后续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学的形成则较为曲折和漫长（16世纪—20世纪）。东方学酝酿于16世纪末，起源于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为根基的欧洲文明对于东方文明的好奇，当时他们对东方的认识大多源于商人、传教士以及探险家的一些记载。大约到18世纪才开始有更为详尽、专业、系统的对于一些考古发现、翻译典籍、专门著作的研究，直到19世纪才最终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今天的东方学实际上是一个研究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北非）地区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聚集了世界各国众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庞大的学科体系。它虽然已有 400余年的历史，但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体现在学术中心的东移、价值立场的调整和研究视野的拓展等方面，学科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当然也有从一个“领域”快速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学科”的例子，施拉姆（Wilbur Schramm）成功地将传播学嵌入美国大学教育体制并顺利完成制度化建设就是一个典型，从提出到建成大约不到30年时间（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其主要经验就是要找到新学科创建的突破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迎来新机遇、我国西部大开发翻开新篇章、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任务呈现新特点的重要历史时刻，急需搭建一个新的知识创新平台——“西部学”或“西部高等教育学”学科，来凝练西部开发经验，创新西部发展理论，培育西部振兴高端人才，创建西部大学，或设立西部大学区，凸显西部特色，深化西部研究，试图在将“西部学”或“西部高等教育学”定位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同时, 赋予其更严谨、更规范的学科性质。

王续琨认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创生或形成，之所以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门学科具有特定的且与相关学科探察视角有所不同的研究对象。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现有学科都没有专门加以研究的对象，或者找到一个探察已有对象的新视角，就可以创建新的学科( 包括分立出新的分支学科)。”显然，西部高等教育学已经有较为明确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从中国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到其他后发地区的高等教育。费孝通提出评估成熟学科的基本指标，“从内在建制来看，成熟学科要求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较成熟的、得到公认的学科范式；从外在建制来看，学科成立的标准则表现为有专门的学会，独立的研究院所，单设的大学的学院、学系，专门的刊物和出版机构，图书馆中的专设图书序号等”。目前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西部学”或“西部高等教育学”还为时过早，因为该学科尚处于创建初期或前学科时期，甚至在学术界还远未达成共识，但是根据这个标准审视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建设前景不无裨益，包括是否有独特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是否形成了规范的学科体制、发现了独特的学科规律与本质，是否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与专门的研究队伍。当然，如果跳出经典学科范式的狭隘视域，将“研究的重点由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转向到研究现代社会中的高等教育问题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我们就会从容得多，因为“西部高等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区域性、普遍性、综合性问题和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完全具备现代学科范式的典型特征，有着巨大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潜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并非学界认识上的共识或分歧这么简单，还有学科设置、评价方式、管理体制、学术阵地、交流机制等多个因素对其形成制约和障碍，因此新兴学科的创建之路必然是艰难跋涉的长途旅程。不过也不用着急，因为问题才刚刚成为命题，领域才刚刚跨出地域，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其展示的重大意义和广阔前景却令人期待，值得引起有学术追求和学术敏感的研究者的重视。

五、结语

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够或都需要发展成为学科。我们展望西部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目的并不是为建学科而谈学科，而是从制度保障、人才会聚、知识积累和实践深化的角度探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改善之策和振兴之道，最终为“类西部”地区或其他后发地区高等教育的振兴实践提供独特的知识经验和智慧。

有学者提出，西部高等教育属于区域高等教育这一大范畴，虽然它具有诸多特殊性，但还不足以特殊到超越区域高等教育范畴。无论是关于西部高等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还是关于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其独立的理论空间和学术空间是比较局限的，西部高等教育仍然只能根据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来研究。

回到本论的主旨：促进西部乃至其他后发地区高等教育的振兴发展。其他都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要反思的是：政策、项目、资金等要素投入和区域内的协调互动，是否足以达成这一最终目标？基于“贫血”假设和现代化框架的发展思路和策略，能否带来西部高等教育的真正振兴？执守既有理论和指导模式而不吸引足够数量和分量的学者的积极参与、深度投入并大胆突破，够不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转变思路，尝试新的可能和办法。

（参考文献略）

  资料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0年第11期），蔡宗模系重庆文理学院教授。

编辑：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